2004年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非常复杂的一年，也是很关键的一年，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话题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次宏观调控的特点是双向使劲、抑扬有致、冷热兼治。这种"分类指导、松紧适度"的刹车方式是目前宏观调控政策的最大特点。它要坚决控制的只是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的少数行业，而对有市场、有效益的产业和企业以及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则要继续给予支持。对这次中央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绝不能简单理解为控制和紧缩政策。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全面过热的局面，故没有必要、也不应当采取全面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宏观调控主要是结构性的调控，这本身就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今年宏观调控目标拟就经济增长率7%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7%；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3%左右；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8%
　　 (摘自《证券时报》)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关于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时谈到了2004年宏观调控的主要预期目标。
　　---- 经济增长率7%左右；
　　---- 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7%；
　　----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3%左右；
　　---- 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8%。
　　马凯说，2004年是实现“十五”计划目标的重要一年。做好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切实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摘自《新华网》)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日前表示，今年宏观调控的主要预期目标为：经济增长率7%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7%；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3%左右；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8%
　　在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关于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时，马凯说，今年要积极调整国债投资方向，发挥好国债投资对结构调整、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国债投资的重点，将由前几年主要用于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转为集中用于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控制货币信贷规模。着力调整信贷结构，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促进结构调整、扩大消费、增加就业等方面的贷款支持。
　　要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坚决遏制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引导和促进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健康发展。大力推动这些行业实行联合重组，支持规模效益好的企业加快发展。努力缓解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促进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需衔接。
　　他表示，今年要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2004年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先行试点。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改进企业债券管理，增加企业债券新品种，扩大发行规模。
　　要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推行峰谷、丰枯等分时电价制度。改革民航运价形成机制。加强和改进药品价格管理。大力推进以节水为核心的水价制度改革。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妥善把握价格调整的时机和力度，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表示，今年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将与去年持平，为3198亿元，与2003年持平，但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由2003年的2.9%下降为2.5%。国债发行总规模为7022亿元。
　　金人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关于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时说，要确保出口退税机制改革顺利实施。2004年中央财政将安排出口退税指标2108亿元，进口产品增值税、消费税增量将首先用于增加出口退税。对以前年度的累计出口欠退税款，先由中央财政给予贴息，然后再研究根本性解决措施。
　　他说，要支持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重点支持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造和增加农村信用社保值储蓄亏损补贴等。积极支持投资体制改革及电力、电信、民航和铁路、邮政、城市公用事业等改革。加快研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及其他税制改革政策和方案。
　　金人庆说，2004年主要预算指标是：中央财政总收入13819亿元，比2003年增长7%；中央财政总支出17017亿元，增长5.6%。中央财政拟安排国债项目资金1100亿元，比上年减少300亿元，其中950亿元纳入中央预算，150亿元代地方政府发行，同时拟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50亿元。2004年中央财政需归还到期国内外债务本金3674亿元，加上弥补当年赤字3198亿元和中央代地方发行的150亿元，国债发行总规模为7022亿元。
　　他说，目前国际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还不够稳固，在建国债项目需要后续资金投入，一些社会发展领域欠账较多，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丰富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保护、巩固和发展当前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另一方面，在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调整和优化国债使用结构，可以更好地引导和发挥社会投资的作用，腾出财力支持税制改革等体制创新。
　　他说，国债项目资金将重点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基层政权和公检法司基础设施等建设；支持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快淮河治理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保证续建国债项目，特别是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重大项目建设。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在3%左右，是2004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四大调控目标之一。目前，人们对其的关注程度仅次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7%这个指标。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也就是常说的物价指数(CPI)。那么3%的涨幅反映在物价指数上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为什么要控制在这个水平？确定这样一个物价增长水平有什么科学依据？我们有没有能力控制住？这一系列问题值得分析。在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最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 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是不是已经出现过热，用物价指数涨跌判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而更为重要的是，物价指数的增长幅度直接关系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效益，关系到老百姓的"钱匣子"、"菜篮子"、"米袋子"的分量。
　　3%，经济平稳运行的客观要求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需要依据价格信号调节供求关系，政府需要依据价格信号采用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商品有千千万万，价格也就有千千万万，政府宏观管理部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每一种商品的价格进行调节。但经济要平稳运行，需要政府及时把握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关系，而社会供求关系反映到经济总量中，要有一个价格总指数来体现。物价指数上涨，表明供不应求；物价指数下降，表明供过于求。这是经济学的最基本常识。
　　2001年11月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经历了长达14个月的负增长，经济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通货紧缩态势。通货紧缩不利于刺激企业投资，难以启动内需市场，缓解就业压力越来越困难。
　　由此，政府近年来一直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经济政策偏向扩张型。随着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渐释放，从2003年3月开始，CPI开始由负转正，特别是战胜非典疫情后各地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的政策效应显现，前三个季度统计CPI平均上涨为正的0.7个百分点，到了去年10月，CPI出现了1.8%的涨幅，成为一个拐点，此后几个月便出现了迅速的上扬趋势，去年的11月、12月和今年的1月份，涨幅分别达到3.0%、3.2%、3.2%，创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当月物价上涨的高点，也扭转了6年来的物价下降局面。但物价指数从去年第四季度拉升过快，引起了宏观管理部门的高度关注。一般的，物价指数上涨常常和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理论上看，这个指数的上涨，意味着居民消费过去同样数量的商品和劳务要多支付相应比例的货币。
　　事实上，最近一些高层人士和权威经济分析报告也都指出，当前需要审慎判断通货膨胀压力。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的物价上涨虽具有恢复性质，但的确也要看到存在现实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他将今年物价调控目标预期设定在了涨幅3%左右。
　　为什么确定在这样一个幅度呢？有这样几个理由。
　　首先，根据国际经验，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物价上涨率在4%至5%以下可以不算或者说是轻度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不至于产生较大影响；其次，目前我国的物价小幅上涨具有恢复性质。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较大缺口，去年更是由于连续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了5.8%，依据市场调节，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出现适度上涨有利于农业生产、扩大粮食播种面积，保护粮食主产区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由此出现粮油等食品上涨具有正效应；再加上去年第四季度冬令时节和今年初的节日需求，一些蔬菜水果也出现价格季节性上行，自然要反映到物价指数的上涨上。同时，伴随着去年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较猛，基础产品如煤电油运出现供需缺口，推动了上游产品价格上涨过快，容易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考虑到价格政策的调控空间和延滞性，去年全年CPI上涨平均为1.2%。今年预期物价指数调高1个多百分点，在3%左右，是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我国刚刚走出通货紧缩局面，物价指数有一个小幅上涨空间也有利于矫正经济的非均衡状态。
　　第三，我国去年城镇居民银行储蓄额已经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银行利息支付压力仍然不小，但目前银行一年期储蓄利率为1.98%，如果物价指数上涨过快，居民的储蓄会出现"缩水"，物价指数的上涨率与银行储蓄利率不能差别太大，目前事实上已经形成负利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货币购买力开始下降，在利息不上浮的情况下，3%的物价涨幅应当是一个高限。所以今年价格上涨幅度定位在3%左右，应当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各方面都可以承受的价格运行区间。
　　3%，宏观调控水平的集中体现
　　有经济专家形象地比喻，物价是经济运行的"体温计"。它既可以衡量经济运行的热度，也可以指示经济运行的健康水平和内在质量。如果物价上涨过快，价格信号产生扭曲，大量企业产生投资性趋利冲动，经济难免不出现过热，最终就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
　　从近来我国物价指数出现较快增长的态势看，刨去一些商品和劳务价格正常增长的因素外，结构失调引致的关键性产品短缺已经表现出来，像能源、电力、石油、运输等资源性产品和服务全面紧张，出现较大需求瓶颈，进而推动价格的上行。同时，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越演越烈，又直接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
　　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已经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这四个指标本身存在着内在联系，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稳定好每一头，都需要政府把握宏观调控的艺术。值得欣慰的是，党和政府经过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软着陆"和末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具备比较娴熟的宏观调控经验。
　　而确定3%左右这样一个物价指数涨幅的合理区间，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寻求平衡，防止经济运行大起大落，这是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又一次新的检验。就是既要克服总体上仍然存在的通货紧缩趋势，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又要认真关注通货膨胀的演变态势，防止局部性、结构性的物价上涨演变成全局性的通货膨胀，未雨绸缪，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依据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适时适度地调整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同时，它对各地区各行业也是一个指导性信号，要求切实从经济增长的结构、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结合入手，抓住薄弱环节，兼顾统筹发展，坚决遏制住"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从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马凯主任代表国务院提出的对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具体部署以及财政部长金人庆作的今年预算报告来看，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安排周全又相互配套，将物价总水平涨幅控制在3%左右完全可以做得到。比如说，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货币信贷规模，严格市场准入和行业信息发布制度，建设国债发行比去年减少300亿元；重点资金将导向煤、电、油、运输等薄弱环节，以保证居民生活、重要行业和重点企业的需要；推进重要物资进口多元化，增加国内短缺原材料等进口，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特别是中央财政向"三农"倾斜，严格土地征用制度和补偿机制，用100亿元资金直接补贴种粮农民等等。这些措施从投资环节、消费环节、进出口环节上相互促进，将从根本上确保经济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平衡。不过需要看到的是，目前工业品出厂价格，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部分地区的粮油价格正处于运行高位，涨幅还可能有一个上行惯性。随着各项政策措施和各种资金的落实到位，今年的物价走势会有一个先扬后抑的过程，但全年实现3%的价格控制目标问题不大。
　　物价水平是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管理好物价、稳定好物价，是政府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摘自《经济日报》)

　　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左右。看似简单的数字，但其背后却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
　　可以说，这一速度既是按照"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提出的，也是按照"更加注重搞好宏观调控，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改革创新，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的求真务实态度提出的。
　　7%，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
　　发展是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在本世纪头20年，中国经济需要年均保持近7.2%的增长速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我们的经济发展必须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7%已经是相当高的速度了。无论是加快发展自己，还是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我们都应该保持一个较高的速度。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97年的7.4万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7.7%。2003年增长9.1%。全国财政收入从1997年的8651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8914亿元，平均每年增加2053亿元；到2003年达到2.17万亿元。有了这样的速度和财力，我们才能办成不少多年想办而没有力量办的大事，国家的经济实力、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才能明显增强。
　　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是解决我国劳动就业的需要。目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城镇下岗和失业人员约有1400万人，2004年还将新增城镇劳动力1000万人左右，还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今年新增就业岗位900万个的目标如何实现？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表示，实现这个目标有着切实的途径：首先，按照目前的就业弹性系数计算，国民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提供70万个至100万个就业岗位，今年国民经济增长预期7%，就可提供近500万个至700万个就业岗位。其次，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推进，尤其是加大第三产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力度，才有可能创造出一大批就业岗位。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已由1990年的18.5%提高到2001年的27.7%，而且还在稳步增长。新增就业岗位将主要集中在服务领域、中小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服务业的发展将有利于吸收更多的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既是优化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需要，也是加快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统计显示，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与2002年相比，低了0.5个百分点，粮食总产量减少了264亿公斤，这说明我国的农业基础地位仍十分薄弱。为此，国家已决定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将增加300多亿元，以力争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5%。2004年我国财政预算收入23570亿元，支出26768亿元。
　　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也是增加社会保障投入，增加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体育等事业的投入，增加对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需要......如果速度突然落下来，可以肯定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深层次矛盾也会变得突出起来。
　　7%，一个留有回旋余地的速度
　　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8%，随即不少人预测2003年的经济增速有可能会超过8%。2003年增长9.1%公布后，相当多的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纷纷预测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达到两位数。为什么仍把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7%呢？
　　应该说，一方面这是因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经济基础与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蛋糕"比过去大了，同时，确保7%也应说是一个留有回旋余地的速度。
　　多年经济建设的正反两方面教训告诉我们，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做到社会和经济和谐发展，没有速度不行，但速度又不是唯一的，关键是能否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中片面追求GDP，不问市场，盲目投资，违规圈占土地，在导致部分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能源、交通、部分原材料供求紧张和环境污染的同时，也严重侵害了广大百姓的利益......
　　正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所说，2003年我们取得了9.1%的高增长速度，但是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大约是4%，但是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原煤为31%，钢铁27%，氧化铝25%，水泥40%。由此也带来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和资源约束的加剧。所以，在新的一年里，就是按照7%左右增长，能源、原材料、运力要能够保证和承载的话，也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鉴于此，也可以说把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在7%左右，实际上是国家已经发出了将对宏观经济进行适时适度调整的信号。适时，就是把握好调控措施出台的时机，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适度，就是松紧得当，不急刹车，不一刀切。
　　7%，是一个应该能够实现的速度
　　今年7%的经济增长目标能实现吗？目前，各地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高涨。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资金储备方面的积累，随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应该说，实现这一增长和超过这一增长都是有可能的。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今年经济增长7%的目标，仍需要我们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国家已确定，今年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居民购买力水平；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发展消费信贷，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扩大服务消费领域，改善生产供给结构；各项改革措施要有利于增强消费者信心，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增加即期消费。
　　从这一角度看，今年的需求也是有条件支撑今年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的。就产业而言，2003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非典的不利影响，造成了农业的歉收，服务业的巨大损失。但是，在2004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各项政策的作用下，只要没有大的、新的自然灾害，农业、服务业将呈现恢复性的加快增长的态势，能够为新一年经济的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改革创新是实现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只要我们抓住当前经济增长较快、财政状况较好、环境比较宽松的有利时机，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财税、金融、投资体制、粮食流通和社会保障等重要领域的改革，努力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解决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并为今后的长远发展打通道路，7%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说是一个可以实现而且有望超过的速度。

　　（摘自《经济日报》）

　　他，从1952年开始，在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整整20年；他，改革开放后曾在国家有关部门任重要职务；他，不仅亲身经历五次宏观调控，还曾参与部分政策的制定。
　　第一次：1979年—1980年
　　缘由：“那时候，要再建十个大庆，再建十个鞍钢。而这些大项目需要资源，而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就从国外进口资源与技术。这就是所谓的‘洋跃进’。”
　　结果：“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要适度发展经济，认为‘洋跃进’有些不切实际，规划太大，因此很多项目被压下。”
　　第二次：1986年—1987年
　　缘由：“那时候，有的银行甚至用车拉着钱，送到企业去。也正是有这种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1984年12月一个月份的贷款增长量就相当于1984年全年贷款增长量的40％—50％。”
　　结果：“这种态势势必导致1985年出现经济过热。到了1986年，中央开始进行调控并一直持续到1987年。此次调控平稳、缓慢、适度。”
　　第三次：1989年—1990年
　　缘由：“那时候，有人提出要更快发展中国的经济，可以更大力度地推进开放，实行‘大进大出’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再次风起云涌。”
　　结果：“政府随之开始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宏观调控，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严格控制银行贷款增加，并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
　　第四次：1993年—1996年
　　缘由：中国经济进入了又一轮快速发展阶段。到1993年上半年，经济又出现严重过热，通货膨胀率又超过两位数。”
　　结果：“政府开始运用金融财政等手段，利用税收、利息等工具来进行调控。到1995年底，第四次宏观调控基本到位，经济过热得到压制，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不足之处是，这次调控的时间长了一些。”
　　第五次：2003年下半年至今
　　缘由：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通道，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速，银行信贷出现井喷式增长，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能源短缺问题凸显。
　　结果：“此次宏观调控已经明显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到现在为止，可以视宏观调控的时间是及时的，措施是正确的，力度也比较合适。也正因为如此，已经取得较好效果。”
　　
　　(摘自《国际金融报》)

　　今年我国经济的形势如何？总的来看，不确定因素较多，各界对增长速度的认识分歧较多。乐观的估计是8.5%，悲观的估计在7%以下，中性看法在7.5%左右。政府年初的增长计划定在7%左右，定这个指标肯定是留有余地的，是为了稳妥起见，其实，作计划时的期望值比7%要高一些。从今年1月的开局看，有些数据不理想，投资、工业、出口等指标的速度都很低。这当然与该月集中元旦和春节两个假期减少了企业的开工日有关，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回升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阻力，存在一些体制和政策操作上的问题。就短期而言，我认为今年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四个：
　　第一，短期风险仍然是通货紧缩的惯性影响
　　去年下半年以来，理论界防范"通货膨胀"、要求"控制经济"的呼声有越来越放大的趋势，这个观点长期来看不错，但从短期来看令人担心。因为这会促使宏观调控改变方向，由"偏向扩张"变为"偏向收紧"；由"促进增长"变为"控制速度"，这不符合实际需要。从统计上看，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尚未完全扭转负增长格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虽然从去年10月以来改变了负增长格局，上涨1.5%，生产资料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由负转正到5%左右，但是这种上涨主要是由油价上涨、公用事业提价、春运票价上调引起的，而不是供求关系的机制性变化特别是需求增加引起的。同时，作为货币供应量的三大指标Ｍ0、Ｍ1和Ｍ2，去年比前年分别下降了11.2、1.7和2.5个百分点，分别增长8.9%、15.6%和12.3%，低于近10年的平均值，说明货币供应仍然偏紧。今年1月，Ｍ0、Ｍ1和Ｍ2分别增长5.8%、16.8% 和13.5%，都低于前年的水平。因此，无论是从总物价水平看，还是从货币供应量来看，今年宏观调控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的惯性影响。如果我们不是控制通货紧缩的惯性影响，而是过早将政策着力点转到控制通货膨胀，在此基础上再收紧货币和信贷，可能会给回升基础还不牢固的经济重新推到下降轨道，这是很危险的。
　　第二，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降温，我国应采取"综合应付"的外贸政策
　　去年，出口增长27.8%，大大高于1998年的0.5%和1999年的6.1%，也比1998年的20.9%要高差不多7个百分点。尽管进口超高速增长31.5%，但还是实现了241亿美元的顺差。按当年汇率算，折合成人民币接近2000亿元，占当年ＧＤＰ增加额的比重约28%。就是说，在8个百分点的速度中，约有2.25个百分点来自净出口的贡献。今年，由于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降温，我国的出口增长减速是无疑的，按乐观估计也只有8%左右，相当于去年的尾数，尽管出口下降的同时进口也会下降，但是降幅小一些，估计由35%降到12%左右。如果这样的话，今年的净出口额将减少，这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回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有一些影响，但是，由于及时采取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措施的扩大内需政策，才大大减少了这种影响，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仍保持了7%以上的速度。这一次应对美国经济调整冲击的政策选择比较困难，很难找到类似大幅度增发国债、提高出口退税率和下放出口自主权这样一些快速见效的短期措施。这样看来，为了使出口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比如8%或更高，继续保持一定的顺差规模，需要采取＂综合应对＂的外贸策略：包括从税收、信贷、体制放松上采取更为有利于扩大出口的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的出口成本，同时应当引导企业增加对欧洲、南美、西亚、南亚和其他经济景气状况较好的地区的出口，保持出口扩张趋势。
　　第三，"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突出，增加农村需求势在必行
　　"三农"问题并不是新出现的，以往每次调整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只是近几年更为明显。在"三农"问题中，当前最突出的是由农价下降、就业不足、农村工贸业萎缩、负担过重等原因引起的农民收入下降，这在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改革初期，"三农"经济持续繁荣，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由于农业体制创新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原来"一家五口三个农业劳力"收到的粮食不足以糊口，变成为"一个务农、一个进乡镇企业、一个到外地打工"，不仅粮食自给有余，而且收入大增；二是粮食和农副产品提价，单位产品的成本降低、收益增加；三是农村家庭从单一农作物耕作（以粮为纲）部分地向种粮和搞其他附加值较高的林牧副渔业及农产品加工业转换相结合转变，"大农业"（种植和非种植业）和"小农业"（种植业）的结构调整增加了"务农收入"；四是"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大量农民以"离土不离乡"方式从"耕地农业"中走出来，进入以工贸为主业的"乡镇企业"，获得了"务工收入"；五是部分富余农业劳力完全离土离乡进城打工，获得了"城市收入"。现在，这些渠道变窄了。最近三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以上，且逐年上升，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2%左右徘徊，且呈逐年下降之势（三年分别为3.4%、2.2%和2%）。特别是主产粮区，农民的收入增长出现了负增长。农民收入下降必然限制农村需求的增长，限制社会总需求的扩大，影响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去年，占人口比例69%的农村居民只享受全社会总消费中的38%，全国消费品零售额增长9.7%，城镇增长10.6%，而农村在原来低水平基础上仅增长了8.3%。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全国消费在低基数回升后保持稳定加速的走势，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加速增长，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应当看到，我国还是一个带"农"字的国家，农业份额还很大，大量贫困者还是农民，如果他们的就业、收入和消费不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消费增长没有跟进市民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就难以转入持续稳定回升的轨道。所以，中央最近考虑，"十五"期间特别是今、明两年，扩大内需政策的重中之重是把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搞上去，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有了农民收入和消费加速增长这一大块，内需就有保证。
　　第四，企业发展参差不齐，应注重提高整体效益
　　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大部分大中型国有亏损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不仅传统的石油、纺织、机械、民航、电力、煤炭、冶金行业的企业，而且现代的电子、通信和其他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其效益都大幅度提高。这些成绩，当然与企业本身通过改组、改造、改制、加强管理和国际化方面的努力有关，但是，政策方面的扶助和支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仅包括减息、贴息贷款、债转股、减免税、增加上市融资的直接支持，而且还有不少间接的支持，如压"五小"、撤销农村中的基金会等，这些措施在当时当然是正确的，在快速抑制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是，在迅速提高国有亏损企业效益的同时，确实部分地牺牲了其他类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农村由农民办企业的效益，争夺了他们的部分市场。在"脱困"后，这种"倾斜式的企业支持政策"应当作某些调整，应逐步回到"机会均等、公平待遇"的轨道上来，在对国内、外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之前，对国内各类企业实行"国民待遇"，通过公平的竞争秩序提高整个企业体系的运行素质和效率。当前，应当通过制度创新（而不仅仅是政策扶持）提高国有、国有控股企业的独立竞争能力，实现其可持续发展，而且特别应当强调改善城乡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扩大民间投资，促进城乡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浙江的经验说明，对政府财政、对经济增长、对就业、对社会稳定的贡献，除了国有、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以外，中小企业特别是城乡民营企业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但是，目前这部分力量还比较脆弱，需要更多一些体制和政策上的扶助。
　　
　　(摘自《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