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近百名权威专家和学者共同完成的年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未来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集聚，而且这三大城市群将在不久的将来成长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空间。
　　在北京面世的《（2002－200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是在中国市长协会的组织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两院院士吴良镛、周干峙以及国务院参事、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牛文元等近百名海内外一流专家共同完成。
　　蒋正华在报告的首发式上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轨迹与世界相似，只是中国目前的三大城市区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到全国的38%，说明其聚集和创造财富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还应采取适当的对策加以推动。但他指出，城市集团的发展及其深刻影响在今后数十年内必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报告显示，全世界范围内，目前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坂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的份额则达到70%，远远高于中国三大城市群38%的贡献率。
　　牛文元说，从城市单一发展向组团式城市群发展，这种战略转变是中国实现新一轮财富积聚的必然选择, 有利于各城市在经济上取得互补效应，加速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在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在文化上便于多样性的充分交融。他指出，今后中国必须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使之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火车头"。
　　牛文元说，目前作为中国新一轮财富聚集中心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发展程度不一，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已趋向成熟，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基本形成规模，而发展最慢的环渤海地区还只是具备雏形。要实现更快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城市化整体战略设计中有一套明确的大城市区、大城市群的政策作为支撑。报告经过科学分析指出，未来中国城市发展将呈"三维分布"，即培育三大城市群（面）、创建七大城市带（线）、发展中心城市（点）。这一格局形成后，将有全国人口的55%、全国GDP的75%、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5%、以及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这些地域产生。同时，三大城市群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将由现在占全国GDP的38%提升到2010年的50%和2020年的65%。
　　牛文元说，到2020年，中国会在3%的国土面积上，产生出占国家总财富三分之二的GDP，真正形成世界大国中具有全球意义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和中国财富积聚的战略性载体。

　　中国经济正在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三大城市区（群）集聚，这三大城市群将在不久的将来成长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空间。日前，由中国市长协会组织编写并发布的《2002-200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组团式城市群必将成为新一轮财富增长的战略平台，由城市群形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必将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形态。
　　据悉，此次《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由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牛文元等近百名海内外一流专家共同完成；《报告》对中国城市资源禀赋、工业化水平、竞争能力、社会进步状况、发展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是系统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综合性年度报告，它向全世界发布了中国651个城市的最新动态。
　　■五大挑战：城市发展面临瓶颈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的城市发展正面临着五大挑战。
　　首先，中国城市群人口密度过大。报告指出，目前上海浦西区的人口密度为3.7万人/平方公里，北京和广州城区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4万人/平方公里和1.3万人/平方公里，而目前世界主要大城市如东京只有1.3万人/平方公里，其余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的人口密度最多也只有8500人/平方公里。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西方工业七国平均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
　　第三，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偏低。依据世界劳工组织2003年8月31日的最新报告，2002年美国劳动生产率为60728美元，欧洲国家平均43034美元。而根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的统计，2002年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仅为10600美元，长江三角洲为9500美元，京津环渤海地区为6800美元，三大城市群劳动生产率平均为8900美元。《报告》认为，通过比较显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因此未来中国城市发展必须把提高人力资源集聚财富的能力置于首要地位。
　　第四，中国首位城市的作用与贡献偏低。《报告》指出，目前中国三大主要城市广州、上海、北京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分别是1.8％、4.6％、2.5％。而纽约、东京、伦敦、汉城的GDP分别占全国的24％、26％、22％和26％。由此可见，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达国家城市之间依然存在巨大差异，中国首位城市规模偏小和集聚财富能力偏低的现象，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第五，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国家财富积累的贡献率明显低于世界经济大国。《报告》数据显示，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份额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份额为70％，而中国三大城市群（珠三角区、长三角区、京津环渤海区）的GDP占全国份额只有38％。
　　■三大城市群：中国财富的集聚地
　　《2002-200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未来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集聚，而且这三大城市群将在不久的将来成长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空间。但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美国三大城市群和日本三大城市群的GDP份额还远高于中国三大城市群目前38％的贡献率。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轨迹与世界相似，只是中国目前的三大城市区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到全国的38％，说明其聚集和创造财富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还应采取适当的对策加以推动，但是城市集团的发展及其深刻影响在今后数十年内必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认为，目前作为中国新一轮财富聚集中心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发展程度不一，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已趋向成熟，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基本形成规模，而发展最慢的环渤海地区还只是具备雏形。要实现更快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城市化整体战略设计中有一套明确的大城市区、大城市群的政策作为支撑。未来中国城市发展将呈“三维分布”，即培育三大城市群（面）、创建七大城市带（线）、发展中心城市（点）。这一格局形成后，将有全国人口的55％、全国GDP的75％、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5％以及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这些地域产生。
　　《报告》分析认为，到2020年，中国会在3％的国土面积上，产生出占国家总财富三分之二的GDP，真正形成世界大国中具有全球意义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和中国财富积聚的战略性载体。
　　■3张药方：根治日益严重的"城市病"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在区域概念下重新进行城市规划，改善城市发展格局，打破现有政策的约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病”问题。特大城市的盲目扩张，带来了房价高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这在中国一些城市屡见不鲜。对此，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开出了三张药方。
　　首先，必须在区域概念下，重新进行城市规划。
　　牛文元认为，现在中国的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已经形成，但京津环渤海经济圈还属于争论阶段。珠三角经济区处于一个省份内，在协调、统筹方面有优势；而长三角经济区牵涉到上海、浙江、江苏“两省一市”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而京津环渤海经济区还处于一种争论的状态，这个区域牵涉到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等几个地区，发展的难度更大，仅仅是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战略联盟目前也还没有达成，机场、港口还不能共享，很多基础设施等还处于分割状态。
　　其次，改善城市发展格局，转变城市建设局限于一个小区内的封闭式做法，要形成辐射，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的居住、生产、流通之间更加有序。
　　第三，打破现有政策和体制上的约束，并进行实质性修正，协调城市与区域发展，克服目前城市状况所带来的影响。在这种框架下，才能设计城市交通、居住区、生产区、旅游区以及商业区的分割，进一步把区域产业链协调到一个良好的程度。在这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立体交通和快速交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病”问题。

　　中国经济正在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三大城市区(群)集聚，这三大城市群将在不久的将来成长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空间。
　　三大财富集聚地
　　《2002-200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未来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集聚，而且这三大城市群将在不久的将来成长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空间，其发展和深刻影响在今后数十年内必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牛文元认为，目前作为中国新一轮财富聚集中心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发展程度不一，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已趋向成熟，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基本形成规模，而发展最慢的环渤海地区还只是具备雏形。要实现更快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城市化整体战略设计中有一套明确的大城市区、大城市群的政策作为支撑。未来中国城市发展将呈"三维分布"，即培育三大城市群(面)、创建七大城市带(线)、发展中心城市(点)。这一格局形成后，将有全国人口的55%、全国GDP的75%、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5%以及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这些地域产生。
　　《报告》分析认为，到2020年，中国会在3%的国土面积上，产生出占国家总财富2／3的GDP，真正形成世界大国中具有全球意义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和中国财富积聚的战略性载体。
　　整合三大城市集群
　　《报告》建议，中国应尽快整合发展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湾三大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拉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航空母舰"。
　　《报告》建议，国家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同时，应抓住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通过资源和优势整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洲和京津环渤海湾三大组团式建成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
　　《报告》还提出了一个宏伟设想：即培育三大城市群；创建七大城市带；发展若干中心城市。届时，将有全国人口的50%，全国GDP的80%，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此地域上生成。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据业内专家分析，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向各个大城市区，特别是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环渤海地区这三个大城市群集聚，三个大城市群将在不久的将来成长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空间，目前这三大城市群市场化程度南高北低。
　　有关统计数字表明，目前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总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分别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GDP约占全国GDP的10%，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约占全国GDP的18%，京津环渤海城市群约占全国的GDP的9%，三大城市群GDP共占全国GDP总量的37%。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认为，由于受到体制和行政机制等方面的约束，三大城市群的成熟程度各不相同。
　　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发展较早，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充满生机活力、人民生活最富裕的地区。作为一个城市群，在广东省地方政府的集中领导下，其产业结构调整、体制变更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珠江三角洲正在整合产业结构，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和升级。
　　长江三角洲处于中国沿海中段，具有沟通海内外的运输条件，有利于同国内外建立最广泛的经济联系。在城市群发展中，由于牵涉到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城市间协调难度相对加大。但是由于各个省、市的积极努力，目前长三角地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内在经济联系以及地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线，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已形成了跨若干个省(区、市)的经济区域，近10年来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京津环渤海地区的发展，还处于一种起步的状态。与发达地区相比，这一地区改革开放程度较差，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全区经济增长速度除山东省外，其他省市均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在城市群的发展中，由于涉及北京市、天津市与河北省、山东省和辽宁省的部分城市，使协调难度更大。目前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联盟实际上没有达成，两个城市虽然只有100多公里的距离，但是机场没有实现共享、港口不能共享，很多的基础设施处于分割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谈组团式城市群发展，特别是两个大城市的合作是非常困难的。
　　有关专家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和整合能力的增强，对于组团式城市群的认识将进一步深化，目前存在的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京津环渤海地区的区域合作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孙玉波)

　　(摘自<新华网>)

　　加入WTO扫除了我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制度障碍，加速了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我国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体城市或行政区经济自闭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或即将受到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强势冲击。经济发展空间的区域组合既是我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变革的内在要求。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主旋律的趋势日益强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或更广意义下的环渤海,下同)地区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态势渐趋明朗。本文就三大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概况进行简要分析比较，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支持。
　　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基本状况比较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地域范围的概念，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基本共识，而以京津为中心的城市群其地域范围如何界定则认识各异，既有环渤海、京津冀、京津唐城市群等多种概念，也有首都经济圈和大北京经济圈之说，在此我们采用京津唐城市群之概念。
　　⒈长三角城市群基本状况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地域范围涉及两省一市，包括1个直辖市：上海；3个副省级市：南京、杭州、宁波；11个地级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共15个城市。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人口757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9%。其中科技人员占区域总人口的3.8%。
　　⒉珠三角城市群基本状况
　　珠三角城市群覆盖的空间地域范围包括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5个地级市和肇庆、惠州等县级市。其土地面积为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0.23%；人口为2625万人，占全国的2.04%。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本区域总人口的3.9%。
　　⒊京津唐城市群基本状况
　　京津唐城市群的空间地域范围涉及两市一省，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唐山、保定、廊坊3个地级市，以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等县级市。土地面积3.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34%；人口2762万，占全国的2.15%。其中科技人员占本区域人口总数的3.65%。
　　⒋三大城市群面积与人口的比较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覆盖的空间面积为15.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61%；人口1.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08%。其中长三角的空间面积和承载人口数远大于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土地面积分别是这两个区域的4.5倍和3.1倍，人口分别为其2.9倍、2.7倍。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则大体相当。在各区域内部，除上海、广州外，长三角和珠三角其他城市规模差距不大，而京津唐地区，除北京、天津外，其余城市规模较小。
　　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经济概况比较
　　1、综合经济实力比较
　　从国内生产总值角度看，长三角最高，占全国的19%，为19124.98亿元，远远超过珠三角的9565.29亿元和京津唐的6552.63亿元。除了区域内城市数量多之外，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且均衡，也是长三角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主要原因。其中上海达到5408.76亿元，其余城市大部分在400亿元以上。珠三角的GDP位居其次，其主要优势是各城市的GDP都较高，均在400亿元以上。京津唐的GDP在三大区域中最低，其中北京和天津合计为5263.86亿元，不及上海一个城市。并且占到整个区域的80%。其余城市只有唐山在400亿元以上，有3个城市在100亿元以下。反映出京津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均衡，京、津两大直辖市与其他城市的经济实力对比悬殊。
　　从人均GDP角度来看，珠三角实力最强，为36440.31元，长三角与京津唐相差不大，分别为25262.24元和23721.3元。在珠三角，9个城市中有6个人均GDP在30000元以上，深圳在全国最高，为46388元。长三角中人均GDP在30000元以上的城市有3个，京津唐各城市最高人均GDP不足30000元，仅有3个城市介于20000元和30000元之间。
　　2、三大需求比较
　　从消费和投资来看，长三角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为6246.93和6419.96亿元，均占全国的15%，远超过珠三角和京津唐的同类指标。珠三角和京津唐则相差不大。在各区域内，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北京与天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和占到京津唐的86%。从增长速度看，京津唐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略高，比上年增长12%，珠三角和长三角分别为11.4%、11.5%；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以长三角最高，比上年增长18%，远高于其他两个地区。
　　从出口贸易额看，珠三角为1126.08亿美元，占全国的35%，略高于长三角的923.97亿美元，远高于京津唐的288亿美元。出口贸易比上年增长，长三角超过珠三角为25%，珠三角为24%，均远高于京津唐地区。
　　但是，从三大需求的人均值来看，珠三角的整体优势和核心城市的优势尤其突出，特别是深圳，各项指标远远高于其他核心城市；长三角由于人口数是其他两大经济带的近三倍，除人均出口额略高于京津唐之外，其他人均值均低于其他两个区域。所以从人均值角度看，长三角的优势不复存在；京津唐以人均值表示的经济实力居中，其中北京的人均消费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上海相近，天津与其他核心城市则有一定差距。
　　3、经济外向度比较
　　从进出口总额来看。珠三角最高，为2118.65亿美元，占全国的34%。其次是长三角，为1752.17亿美元。最后是京津唐，为819.3亿美元。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外向型程度依次升高。同时各区域内部差距悬殊。如在长三角，进出口总额最高的上海是726.64亿美元，最低的舟山仅为4.96亿美元；而在京津唐，北京和天津的进出口总额之和为753.37亿美元，占整个区域的92%。
　　从利用外资角度来看。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最多，为178.51亿美元，占全国的34%。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长三角对外资的吸引力较强。珠三角和京津唐依次是150.21和92.32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的28%和18%。这三大区域实际利用外资占到全国的80%。在各区域内部存在较明显的不均衡。如在京津唐，北京实际利用外资最高，为51亿美元，而最低的张家口仅为0.062亿美元。
　　4、产业结构情况比较
　　三大经济区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比分别为：长三角5.8：51.9：42.3；珠三角5.6：49.3：45.1；京津唐4.0：42.3：53.7。三次产业的排序分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呈现为二、三、一结构，京津唐为三、二、一结构。上述现象说明，京津唐地区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升级换代快，且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在京津唐地区内部，北京三次产业构成依次为3.1%、34.7%和62.2%，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最高。此外，河北省廊坊、保定、秦皇岛三市的产业构成也呈现为三、二、一结构。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只有上海、南京、广州的三次产业构成为三、二、一结构。
　　5、主导产业比较
　　从主导产业看，三大经济区域具有同构现象。如都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作为自己的主导产业。在区域内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产业趋同问题。如同处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两省主导产业雷同。
　　6、经济所有制结构比较
　　由于统计资料限制，我们主要通过区域核心城市工业总产值所有制结构来分析各区域的经济所有制结构。
　　外商投资企业对上海经济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44.2%，超过全部内资企业所占比重。对广州和深圳来说，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其次是外商投资企业。如深圳的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78.2%，内资企业仅占21.8％。与其他核心城市不同，北京和天津的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了50%，外商投资企业也有一定规模，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规模较小。
　　总体来看，从北往南，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的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依次减少，市场开放程度、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逐步升高。珠三角因为最早开放，优先享受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以及与港澳台自然的经济联系，市场经济发展较为充分，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较发达；长三角因为越来越优越的产业发展环境，经济活力也逐步增强；京津唐则明显受到国有经济改革滞后的影响。
　　三、几点结论
　　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区域的土地面积仅占我国的1.61%，但聚集了我国10.08%的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过我国平均水平，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2002年GDP占我国GDP的33%，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45%，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2倍。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同类指标的比率均超过了7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也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2、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实力从北向南依次递升，与改革开放所释放的能量成正比。
　　珠三角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很好地利用了国家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在20世纪后20年的大改革、大发展中，由深圳、广州带动起的珠三角，已经把制度改革所释放的能量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了。进一步的发展将不是特区和特殊的优惠政策所能支撑的。珠三角正在进行动力的凝聚和结构的重组。区域合作或包括港澳的泛珠三角大区域的合作，将为这一地区进入新一轮发展注入活力。
　　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在改革开放方面都还有较大的空间。在新的形势下，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将更上一层楼。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从理念逐步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进而得到企业界的广泛共识。在这一基础上，长三角正在成为我国最有活力的经济带。
　　3、京津唐地区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相互依存度不高。
　　京津唐地区内部没有形成有序的梯度。北京、天津的综合实力最强，成为区域发展的“飞地”，其余城市的经济实力相对薄弱，与两大直辖市形成巨大的反差和落差。这一方面反映出北京、天津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不够，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周边城市对北京、天津的经济支撑力相对不足。
　　总体来说，京津唐地区区域经济分工、合作、发展的局面尚未形成，仍未摆脱单体城市或行政区经济封闭发展的旧有模式，国有经济仍占重要地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竞争格局中，京津唐区域合作与发展既要寄期望于国有企业的大踏步改革，也将催化这场改革攻坚战的进行。没有大力度的改革，京津唐地区参与国内乃至国际经济竞争，都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四、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预期
　　（一） 长三角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正日益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区域产业集群机制的培育、技术链接与制度的配套将把长三角地区的制度改革继续引向深入。长三角将在区域经济合作上成为一支活跃的领先团队。
　　在区域内部，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重要的金融、商贸、物流等服务业的中心，具有较强的辐射力。汽车业等现代制造业也较发达。因富有人才和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较强的市场需求等因素，上海正逐步成为区域研发、营销、资本运作等职能的中心，成为区域的总部基地。江浙等地则逐步强化与上海的经济合作与分工，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在研发、生产加工等方面与上海形成有效互动，向我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发展。
　　随着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启动，长三角内部的经济分工协作将更加紧密，产业结构将更趋合理，从而对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长三角的经济必将持续快速增长。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1、长三角地区区位优势明显，原有工业技术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资源加工能力强。改革开放以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最发达的地区。加之以市场为纽带的经济联系密切，区域整体经济实力较为均衡，为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经济的分工、合作奠定了基础。
　　2、每年召开一次由常务副市长、副省长参加的区域协调发展联席会，形成政府协调机制，逐渐消减区域内行政壁垒，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以其较强的经济实力，优良的投资环境，确立了"龙头"地位，周边城市主动接轨上海，区域良性互动局面已经形成，为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制度和机制保证。
　　3、为加强区域合作，各城市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区域一体化进入实质性阶段。如：在投资准入、市场秩序、信用、信息方面推行一体化管理制度；实施各地人员资格证书的互认和衔接，实现各地教育、培训、考试资源共享；杭州湾大桥、沪杭磁悬浮列车等3小时城市群大型交通设施的建设，等等。都将使城市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极大地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带来生产力格局的重大变化。
　　4、长三角地区的科技竞争能力处于全国前列，依据暨南大学韩建安、李相银的分析，上海的科技竞争能力排在全国的第三位，江苏位居第六，浙江居第八位。较强的整体科技竞争能力，为产业梯度转移和合理布局、产业结构水平提升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5、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投资软硬件环境的改善，以及经济开放度的增强，将进一步吸引外资进入长三角地区。近几年，珠三角地区的外资开始向长三角地区转移。2002年，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出口额的增长速度均已超过珠三角地区。外资的大量进入将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长三角在发展过程中也必将面临一些问题，这主要包括：与经济协作相配套的制度安排，将是长三角需要认真探讨与率先实践的难点；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城市，上海的经济实力还不很强，影响到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在区域内行政壁垒作用下，各地之间争资源、争项目、争资金、重复建设，无序竞争问题将难以避免，影响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二）珠三角城市群
　　对珠三角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
　　珠三角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是市场经济启动较早，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区域一体化的先发地区。但近几年，随着改革能量的充分发挥，政策优势的逐渐消失以及来自长三角强有力的竞争，珠三角出现外资转移、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的不利局面，正面临着新一轮发展的动力重组期。
　　同时，CEPA的签署和实施以及包括粤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经济区的建设，将为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再一次崛起带来重大发展机遇。珠三角与香港、澳门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加上经济联系的历史渊源，使粤港澳的合作成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内地与香港、澳门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制度框架下，如果能够抓住这一得天独厚的先机，珠三角必将实现经济的再一次起飞。
　　总体来说，珠三角地区仍将是我国经济、文化、科技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并且，珠三角作为我国重要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将被加强。在与港澳共同打造“大珠三角”经济区的过程中，以香港国际现代服务业中心为平台，利用其国际商贸、金融、管理和人才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现有以单纯加工为主的制造业向加工制造与研发设计相结合转变；在与京津唐等区域的产业互动中，因共同发展的需要，通过技术交流、合作创新、人员培训等途径，珠三角的技术水平会不断得到提高。这都将有力提升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同时，通过着力发展金融、物流、旅游、会展、中介和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不仅能优化产业结构，而且将进一步拉动珠三角经济增长。
　　（三）京津唐城市群
　　京津唐地区在三大城市群中，经济实力相对弱一些，经济联系与协作程度最低。区域行政壁垒、分工协作的体制障碍较严重，区域经济一体化尚未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各个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仍是内闭式自我循环，发展极不均衡。以京津为双核心，带动两翼的局面远未形成。区域经济整体呈现为北京一枝独秀向京津双头并进转变的格局。
　　我们认为，京津唐地区经济一体化必须与改革相配套，没有改革护航，区域经济协作将举步维艰。同时，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将在全球竞争的挑战中加速进行。
　　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京津唐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从经济实力和产业发展上来说，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条件。作为区域核心城市，北京的经济实力雄厚，排在全国前列。产业结构经过多年调整不断优化，电子、电气、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在产业内的位置得到提升，并逐渐形成主导产业群。丰富的智力资源和独特的政治资源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证。天津作为另一核心，本来就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人才、科技竞争力也较强。近年的后发优势更加明显，从2001开始经济增长加速，远快于北京。河北几市也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如果各城市能增强分工协作意识，从区域整体的角度，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并从制度安排上为区域协作铺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局面是能够实现的。
　　具体来说，京津唐地区的发展趋势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京津唐地区将成为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发达。
　　北京是我国科技实力最雄厚，智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天津的科技实力也较强。只要具备有效的科技创新机制，这一地区特别是北京将会成为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成为推动区域乃至全国科技进步的重要源泉。相应的，在北京这一强大的研发中心的推动下，京津唐地区产业的技术水平会有较大提升，高新技术产业会得到长足发展。随着区域合作意识的日益增强，天津、唐山等城市的企业会更加充分地利用北京的研发资源，或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或联合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使北京的研发优势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同时，有天津等工业基础相对完备的城市作依托，会方便北京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强整个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
　　其次，京津唐地区将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唐地区依托雄厚的智力资源，发展现代制造业具有两方面强有力的支撑：一是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将不断推动产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二是较发达的现代知识型服务业，将更有效地满足区域现代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对人才、资金等关键生产要素的需求，提供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这对于21世纪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2002年，北京提出振兴现代制造业，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生物工程与新医药产业、汽车产业等，初见成效。天津作为我国传统的工业城市，现代制造业也初具规模。河北的唐山等城市，不但具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更拥有低成本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其有潜力承载北京等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产业转移。因此，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作用下，京津唐地区会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北京将成为这一基地的研发、营销、总部管理职能的中心和金融、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天津则主要发展现代制造业的组装等高级环节，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并成为区域的物流中心，拥有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唐山、廊坊等城市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成为生产加工和产业配套基地。从更长远来看，京津唐地区将与环渤海的东北、山东等地形成有效联动，共同打造在我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摘自<中国网>)

　　 一、从战略视角深刻审视我国区域经济协作趋势
　　由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唐(或更广意义下的环渤海,下同)城市群的发展所引发的我国区域经济协作正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同时展开，并且呈不断深化之势。我国目前对区域经济协作的理论研究方面，比较侧重于不同区域经济之间的比较。当然，这一方法比单个城市之间的比较显得有深度和厚度，但是这种比较仅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是有缺陷的。
　　缺陷在于缺乏战略的高度，更没有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和谋划。我国的区域经济协作如果脱离了经济全球化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背景，其意义是要大打折扣的，并且对区域经济协作的推进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区域经济协作过程中，如果缺乏清晰目标的引领，我国刚刚起步的区域经济协作将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不但区域之间、而且区域内部各城市之间也进行相互抑制性的竞争，并且乐此不疲。其根本原因在于忽视区域经济协作是服务于经济全球化中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而不是仅仅服务于区域经济，更不是服务于区域中的某一城市。
　　那么，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我国区域经济协作如何推进？以什么目标来引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迹象为，在经济全球化势头日益增强的环境下，在不断加大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我国将改变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分散化发展倾向，在有效的市场基础上对地区经济资源进行重新整合，走集聚化、规模化、综合性的发展道路，并加快营造若干具强劲竞争力的区域性经济高地，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我国区域经济协作的发展具有若干层次性要求。
　　第一层次为区域内的合作。以目前发展比较成熟和先进的城市和地区为核心，在我国搭建若干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的区域性高地，使其不但具有拉动国内经济发展的综合能力，而且应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断对外拓展，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
　　第二层次为区域间的协作。以若干区域性城市群为节点，建设和形成功能互补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其意义在于城市群和区域经济协作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国民经济组织水平和竞争能力，是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作联动、资源要素组合提供一个高效率的平台。区域经济协作并不仅仅是区域性的，是在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中各自封闭地进行，而是首先进行这些区域的经济社会整合，然后把这些区域作为一个整体，以功能建设为导向，再进行更具开放性的经济协作整合。
　　区域经济协作应是开放性的，而不能封闭性运作。所谓的开放性其含义在于产业结构的动态性调整和组合，区域经济协作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作联动、产业组合重构、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供平台。区域经济协作的实质性意义是通过集聚和辐射进行要素资源的优化重组：集聚是内敛性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重组；而辐射是开放性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重组。区域经济协作、或者是城市群建设的意义不可能对资源要素的集聚和辐射仅仅在一个区域范围内进行。区域经济协作中，资源要素优化重组的集聚和辐射范围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
　　第三层次，通过若干优势明显的区域性经济社会文化高地的组合，功能互补，从而构筑国民经济的有机体系。建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向全球市场拓展的产业体系。
　　对前面的分析作一个简要总结：区域经济协作联动的意义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国性和全球性的，服务于国家战略。区域经济协作联动、城市群建设是为最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供更大的操作平台、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强大的竞争能力。这一视角将对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协作产生更深刻的思考及更合理的举措。
　　二、对我国三大城市群功能定位分析
　　1、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基本情况及比较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地区之一，目前被列入“长三角”城市群的共有１6座城市，包括上海，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浙江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这16座城市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1%，人口占全国的5.8%，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8.7%，贡献了全国财政收入的22%和全国出口总额的28.4%。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发展速度上，长三角区域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典范，被认为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
　　――珠江三角洲：珠三角是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区域，也是中国区域经济中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地区。珠三角毗邻港澳，包括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五个地级市及若干县级市，共计14个市、县（区），土地面积4.15万平方公里，人口2365万人。目前，珠三角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外贸出口、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占全国总量的9.2%、9.1%、34.6%和27.1%。
　　――京津唐城市群：京津唐大城市群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包括了北京、天津及河北的唐山、保定、廊坊等2个直辖市、3个地级市和5个县级市，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00多万人。
　　虽然我国的城市群主要是经济圈的概念，但在目前行政性区划体制下，就功能定位来说，还要就目前各行政区划整体的经济社会状况及发展趋势来决定，并且城市群经济基本上占当地行政区划经济的极大比重。因此，我们不妨从这些城市群的行政区划范围来讨论其功能定位。
　　下面以2002年的数据，对三大城市群所属的行政区的经济基本状况进行比较。
　　（1）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从人均GDP水平看，长三角区域的江浙沪为最高，广东次之，京津冀最低。江浙沪人均GDP为全国水平的2.13倍，广东1.83倍，京津冀为1.52倍。
　　（2）开放度
　　在进出口总额方面，广东最高，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35.61%，江浙沪为1848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29.78%，而京津冀仅为819亿美元，占13.2%。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江浙沪为175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吸收外资总量的33.25％，广东113亿美元，占21.48%，而京津冀仅为40亿美元，占7.75%。
　　（3）创新能力
　　在各区域的专利申请方面，江浙沪为50310件，占全国申请总量的24.47%，广东占全国总量的16.7%，京津冀则占全国总量的11.96%。
　　根据以上对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的分析，我们主要的判断为：
　　（1）江浙沪无疑为全国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地区，不但人均GDP全国第一，而且开放度、创新能力也是名列前茅，表明这一区域经济实力强劲，基础扎实，发展潜力雄厚。
　　（2）广东的突出优势是其开放度相当高，特别是其外向型特征明显。广东的进出口总额一省压倒江浙沪二省一市，能力超强。同时，广东的创新能力也不弱，就人口总量分析，专利申请广东是2287人/件，而江浙沪是2713人/件，京津冀是3726人/件。表明广东地区创新活跃，其市场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是有助于创新活动的。
　　（3）京津冀的各项指标在三大城市群中是最弱的，特别是这一区域的外向型和开放度方面的指标，与其他两个城市群之间的差距十分大。2002年京津冀仅吸引外资40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7.75％，而江浙沪为其的4.37倍，广东为其2.82倍。这些指标可以表明京津冀区域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大，地区间协作联系也是比较松懈的，京津冀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区域整体性运作、协作联系的特征，北京和天津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在三大城市群中，长三角所属的江浙沪发展潜力最大，该区域不仅有上海这一龙头城市，而且周边地区的发展成熟度高，协作配套能力强。由于外资逐步向长三角区域集聚，与江浙沪的完备产业体系相结合，长三角、江浙沪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和动力。
　　广东的发展主要是外资拉动的。而大量外资进入广东、特别是进入珠三角地区的根本原因在于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发地区，这是一种政策导引的产物，同时还在于广东濒临港澳，地缘和人缘相近。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外资进入更看重区域发展潜力和投资环境，加上广东总的来说其产业基础不够深厚，因此，广东吸引外资有相对趋缓的势头，外资大量向长三角集聚。但由于CEPA政策的推出和实施，使得广东与香港将进一步紧密结合，从而可能迎来第二轮发展浪潮。特别是香港的服务业与珠三角加工制造业的结合、与创新冲动的结合，对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将倍增动力。
　　京津冀区域的总体发展水平在我国处于中上游水平，其目前的发展势头远远不如江浙沪和广东。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京津冀地区的协作联系深化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如果在正确的目标导引下，加强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协作，其发展潜力同样是巨大的。
　　2、三大城市群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趋势
　　（1）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上海为核心的该区域发展目标指向是成为世界性的市场和服务中心之一，并成为全球制造业高地。其发展的主要抓手是以金融市场和航运市场的建设和完善为手段，加快资金、资本和货物流转，在这基础上提升上海服务业的层次，特别是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大规模吸引外资，在这一区域奠定世界性重化工业、特别是装备产业的发展基础，成为推进和提升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产业布点区域。
　　因此，在目前阶段，长三角应成为吸引世界制造业转移的领头羊，成为中国的产业高地和经济中心。长三角区域要下一个决心，明白一个宗旨，长三角要做的产业必须是在全国一流的，是领先的。特别是上海，目前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如经过进一步的整合，长三角城市群的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石化产业、装备产业、信息产业、造船产业、能源设备产业等，将在全国做成一流水平。
　　长三角今后的发展趋势主要是打造世界级制造业中心，并逐渐把产业的控制部门和高端部门留在中心城市，而把协作配套业务向周边地区及全国扩散，并借此延伸长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的服务业辐射半径和影响区域，把产业做大增强作为服务业扩张的基础和依托。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龙头城市，经济扩散中心和产业布局重心，已经确立了自己未来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目标。在这过程中，上海必须实行“双辐射”战略。这是上海成为市场中心和服务中心的重要条件。
　　所谓的“双辐射”战略是：我国主要以大市场的优势和充分供给的高素质劳动力优势接受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和充裕资本的辐射。这种互补快速有效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各方面水准，其具价格竞争力的产品主要瞄准发达国家市场，而我国不断增长的制造能力，则主要是瞄准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以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技术和资本辐射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广阔市场和低成本劳动力实行互补，如我国正在逐步推进的对外投资及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等，这是我国在特殊国情条件下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这样，一方面是我国接受发达国家的辐射及与其互补，另一方面是我国相对优势的技术和资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辐射和互补。但在同时，国内也在进行着这种“双辐射”的互补动作，即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及互补。我国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在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在沿海地区的集聚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沿海发达地区也将产生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和互补。总的态势将是：就国家间的经济协作来说，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辐射和互补，另一方面是中国制造业对周边及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辐射和互补；就国内来说，一方面是我国沿海地区接受跨国公司的辐射和互补，另一方面是沿海地区在接受的技术和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后，将大规模地展开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和互补。在这进程中，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无疑是处于“双辐射”的枢纽转换地位。
　　只有在产业和能力集聚到一定程度，其辐射能力才能体现和实施。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应该有意识的加快“双辐射”模式的运作：如以上海深水港为核心对周边地区港口资源的整合；以上海资本市场为核心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拓展和整合；以上海汽车产业为核心对周边地区汽车产业的整合及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以上海宝钢为核心对周边地区及全国钢铁产业的整合；以上海石化产业为核心对国内石化产业的整合等。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以上海及长三角的制造业能力、金融实力、相对技术优势的组合，形成综合性的开发能力，对我国中西部地区进行辐射和互补，并积极开拓对发展中国家及全球市场的辐射和互补。
　　以此为目标，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是以上海为龙头、以苏浙两翼的产业现代化和配套能力为支撑，而江苏和浙江的发展应该以做大、做强上海综合经济实力为其长远发展的依托和动力。长三角城市群内的各城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我国经济格局的演变为视野，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考虑城市的功能定位及协作联动，加快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融合，培育和突出区域经济特色和优势。
　　长三角城市群确定以上的功能定位及发展目标是有基础的。
　　长三角城市群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该区的加工工业具有较强的开发设计能力、综合配套能力、适应市场需求的应变能力，对国外新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及相当的自主创新能力。在这同时，长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进行了较快调整，以上海金融、航运中心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比重上升，金融保险、通讯、信息和房地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正趋向高度化，向生产者服务业方向提升。这样的产业发展态势为长三角区域、为全国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产业的系统支撑。
　　长三角区域同时也是中国城市最密集的地区，在占全国土地面积1％的土地上集中了全国7．25％的城市(地级以上的城市)。这些城市及所管辖的70个县(市)与上海经济存在密切的联系。随着各个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内的产业分工趋势将进一步得到加强，这种趋势有助于上海增长极的经济扩散。
　　同时，长三角区域历史上的经济联系纽带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联系和经济纽带。这不同于珠三角。珠三角是在一个行政区划内的经济布局和产业联系，而长三角则分属两省一市，虽然相互间存在着各种竞争关系，但在目前的状况下，其所达到的经济联系与协作程度在国内各区域间是水平最高的。
　　从全国层面来看，加快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的目标是要在全国三大城市群的发展中起到整合性、龙头性的作用。目前三个城市群，在各自独立发展的同时，需要有一种功能上的组合，从而形成更为合理有效、更具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民经济整体框架。由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大，如果长三角城市群的功能定位能够进一步明确和突出，区域协作联系进一步加强和提升，将对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发展起到整合和带动作用。21世纪中国经济将可能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中心、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北圈为南北两翼的发展态势。
　　（2）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香港、深圳、广州为核心，成为我国的技术创新中心、创业孵化中心及全球生产基地。
　　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必须结合未来港澳与这一区域的一体化趋势，特别是在CEPA推出之后，加快一体化整合及明确发展潜力所在是粤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国际商贸、金融、管理、人才是香港的强项，市场环境的自由度高是深圳的突出优势，而以广州为中心展开的珠江两岸已成为世界生产基地之一。因此，珠三角的功能定位来源于这样的设想：以香港的强大服务能力与珠三角的创新、创业环境相结合，成为亚太地区、甚至是全球性的创新、创业中心之一，并力争成为有影响的技术专利交易中心。同时珠三角应以新的优势吸引外资大规模进入，吸引全球高素质人才，进一步打造世界加工生产基地的影响和效果。
　　珠三角和长三角在制造业方面的分工将是：珠三角是以产品为核心的集聚和辐射基地，而长三角是以产业为核心的集聚和辐射基地。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已成为全球性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和光电一体化产品的生产基地，国内外信息技术产业的主要大型企业相继在这里设立组装点，目前在珠三角集约了5万家零部件生产厂家。根据珠三角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珠三角的发展内容将主要是多出企业，通过技术引领、人才和资本吸引，形成相当规模的集聚效应，加快发展步伐。
　　但在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一缺陷也是我国加工制造业的普遍性缺陷，那就是缺乏更多的具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产品。因此，珠三角要加强内部的互动：以港深联手发展成为技术创新基地，以技术创新推动珠三角加工生产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以这一效应吸引全球更多的技术、人才和资金在珠三角的集聚，并逐步增强珠三角产品的加工生产能力对周边地区及全球的辐射。
　　我们认为，将香港和珠三角地区视为大城市群进行功能定位的分析是合理的。将大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成为一个具加工生产、现代物流、金融和专业服务、旅游娱乐以及信息资讯中心等综合性优势和功能的经济区域。
　　（3）京津唐城市群：成为中国、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文化和科学中心。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唐城市群应该借助大国首都的影响，发展成为21世纪世界城市之一，为中国参加世界政治活动、文化生活、国际交往以及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等方面奠定基础，作出贡献。
　　在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功能定位上，京津唐城市群应该侧重于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营造。其内涵为：首先，在全国来说，京津唐城市群位于首都所在区域，当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次，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京津唐城市群力争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文化中心。
　　有专家说，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有京津地带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江三角洲，它们的政策、资源、人才、科研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唐比肩。
　　但在京津唐城市群的发展中，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我国北方未来的工业化重镇将是东北地区，随着振兴东北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进及改革开放深化，东北地区将重新崛起，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因此，京津唐地区可以考虑适当减轻发展成为工业基地的压力，着重营造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
　　第二、京津唐区域的加工制造业相对地向天津和唐山集聚，并借产业疏散之机来适当分流人口压力。特别是利用天津在环渤海经济带中的中心地位，更多地承担制造业发展的任务，并加强环渤海经济带各城市间的协作联系，作为烘托首都北京的强大经济基础。
　　第三、调整北京目前所承担的过多的功能，明确以营造环境为目标――社会环境、生态环境、旅游景观、城市形态、会展设施及能力、文化氛围和市场、大商贸、科研体系及立体式交通枢纽等。使北京成为既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深蕴、又富现代气息的大国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
　　第四、在北京至天津之间全力打造一条密集型城市带和产业走廊，并提高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各方面联系强度和深度，大幅度增强京津唐城市群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
　　应该承认，京津唐城市群的发展已落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京津唐城市群内的各方联系松懈，优势不互补，各自为战，导致整体实力不强。非常可喜的是，京津唐城市群各方对区域协作的认识都有明显的提高，协作步伐在加快。特别是利用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机遇，对该区域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进行全面的规划、调整和建设，京津唐城市群将以全新的面貌成为我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高地。
　　对我国三大城市群功能定位的基本分析总结如下：
　　――长三角城市群：以市场服务业中心及制造业高地为其发展目标，主要功能定位于提升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尤其是提升工业化基础――装备业水平。其产业发展将经历由“重（重化工业）、套（成套设备）、全（产业链）”转向“轻（高端部门及产业服务）”的较长过程。在科技发展方面，主要瞄准产业发展的系列技术创新突破为主。在市场服务业方面，主要建设和发展以金融和航运（资金流和物流）为主体的市场服务体系。
　　――珠三角城市群：结合区域内各方的优势，以创新、创业中心及高科技加工生产基地为其发展目标，尤其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特征。产业发展向“轻（轻型产品）、新（新型产品）、外（外向型出口产品）”发展。在市场服务业方面，借助香港的优势。在科技发展方面，主要瞄准新技术向实用产品的转化。
　　――京津唐城市群：以政治、文化、科学中心为其发展目标，以环境营造为抓手，建设和发展与大国地位相适宜的首都景观和氛围。制造业功能适当减轻，并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向天津转移和集聚。在科技发展方面，主要是以形成全国性的科研体系，组织科研项目，瞄准重大基础性技术突破为目标。
　　三、国家战略规范下的城市群发展导向
　　从我国目前及未来的区域经济协作联动的趋势看，将产生以下经济社会文化高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东北城市群、长江中部（以武汉为核心）城市群、及长江上游（以重庆为核心）城市群。
　　我国区域经济协作的导向是为国民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和加快发展服务的。区域经济协作首先应形成更为有效的区域性产业结构。即在区域范围内资源要素整合的基础上建设一个较以前更合理的一、二、三产业结构和体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对外辐射拓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此前提下，进一步突出区域范围内资源要素及产业的组合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区域经济的产业优势、功能优势和竞争优势，在国民经济中寻找自己区域的正确定位，为国民经济结构优化贡献区域的力量，为区域对特定的资源要素和产业的集聚和辐射创造更为有利的状况；第三，区域经济通过协作联动及整体优势的进一步营造和发挥，并通过对全球资源要素及产业的集聚和辐射，从而使得这一优势体现在全球性的市场竞争中。
　　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协作联动及城市群的建设来看，与以上分析是十分吻合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东北城市群、长江中游（武汉）城市群和长江上游（重庆）城市群分布在我国的南部、东部、北部、中部和西部，它们首先承担起本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同时，这些区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营造在国内的突出产业优势和经济功能，为我国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同构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因为一些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必须基本配备的，是为本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一个发展基础和基本手段，如商贸、轻加工业、甚至是一些在目前条件下合理的重加工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产业的发展，而是产业的发展是服务于建立和发挥本区域的什么经济功能？我们所不能容忍的、对国民经济整体优化发展有害的是经济功能的同构，如各区域都要成为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制造业高地、研发中心等。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研发的支持。但这仅是一种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研发中心，是对本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支持。而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建设是有条件的，在一国内不可能是多中心的，这方面的同构是一种功能的严重冲突和社会经济整体效益的巨大损失。
　　比如我们说北京是我国的一个政治文化中心，那么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唐城市群的发展并不是说只能是发展政治文化，这很明显是不合理的。京津唐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产业体系建设和产业竞争力提高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是支撑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但是，京津唐城市群的发展定位主要是突出政治文化功能（当然，这里的政治文化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制度变革的超前、政策突破的引领、文化产业的突进、科学事业的突破等），这将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贡献出区域所特有的优势。
　　如果我们以这一战略视角来审视我国目前正在展开的区域经济协作和城市群建设状况，那么我们的有些做法和认识是有缺陷的，是比较短视的，缺乏一种战略性的考虑和长远发展思路。特别是对推进各区域经济协作联动具有重要作用的核心城市来说，提高这方面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区域的中心城市目前的状况似乎都在考虑如何在自身狭窄的范围内建设全面的产业体系。但是，区域经济协作不是一种简单的地方经济的叠加凑合，不是地方经济总量的加总。这种认识和做法有害于区域范围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整合，有害于产业分工协作深化，更无法创造出区域明显的产业优势和突出区域的经济功能。这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对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竞争力提高是不利的。并且从长远的角度看，对中心城市的加快发展同样是有害的。在一个恶性竞争、各自为战的区域内，所谓的区域中心城市是缺乏基础的，站不住的。区域协作的低水平将无法烘托中心城市的高度。
　　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在进一步增强协作联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必须考虑如何营造具有全国性、全球性的区域突出优势和功能。特别是这一优势和功能是与上海向世界城市的发展相吻合、与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在全国区域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相吻合、与中国赶超型现代化进程的要求相吻合、与中国快速增强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要求相适应。
　　
　　(摘自<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