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主持克莱夫·格兰杰的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大家早上好，我叫汪同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主持格兰杰教授的演讲。在演讲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有关格兰杰教授的电视短片。
　　格兰杰教授出生英国的威尔士，1959年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于他在经济计量学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2003年与恩格尔教授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同时还获得众多的奖项，到目前已经获得20多项世界级和国家级的奖项和荣誉称号，包括获得诺奖之后英国女王授予他的爵士勋位。
　　他对经济计量学理论研究如此之深入，以及他在研究较强的专业性特点，我很难像介绍其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介绍他的成就。我们知道,传统的经济计量学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曾经发展到顶峰，由于经济计量学在预测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欧美经济预测成为重要的产业。但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绝大多数预测失准，几乎摧毁传统的经济计量学，格兰杰教授为代表的现代计量学专家的研究找到这个问题的原因，这就是大量的经济变量序列时间中存在易变性和非平稳性，不能满足使用统计推论的条件，因此简单地使用传统经济计量学会出现失误。
　　他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组织可能是平稳，这样的组合可能有效使用统计推论，进而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这是对经济计量学理论划时代意义的贡献。格兰杰教授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经济预测与北京奥运》。让我们来聆听这位学术大师是如何将自己的伟大学识用于分析将对世界和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谢谢，下面我们请格兰杰教授。

演讲人：克莱夫·格兰杰

演讲题目：经济预测与北京奥运

　　谢谢你非常好的介绍，谢谢在这里接待我们。
　　我想对于这个城市来说，能够成为下届奥林匹克运动的举办地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在现代史上只有22个城市有这样的荣誉，北京将成为第22个这样的城市。现代奥运会将会举办第27届，我们可以看到奥运会会带来很多运动员、官员以及无数的旅游者，可能带来对这个城市的交通和食宿方面的压力。当然这会给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带来很多潜在的利益和损失。许多城市由于举办奥运会经历一些经济上的损失，但是有些城市却从中获得了利润。我们应该分析一下他们是怎么样做的，然后从中学习他们的经验。
　　我想对于过去我不想说太多，主要关注未来。在北京的奥林匹克委员会他们已经非常详细地研究了过去的经验，考虑今后的工作怎么做，在举办奥运会上，一般是成本先到，然后利益才会实现。比如说进行交通设施的升级这方面有成本，还有建设场馆，还有运动员住宿的地方等等。有些城市比如洛杉矶当时立刻就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花什么费用建新场馆，他们最大限度利用自己现有的体育场馆和设施，但是大多城市不能这么做，他们需要建造很多新的场馆，有些获得了赢利，有一些却没有。实际上这些城市他们是否能获得利润，主要看他们十年到二十年以后怎么利用交通体系和场馆，这些体系在以后会慢慢体现的。一般来说奥运会的效益是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真正计算出来的。
　　有很多的游客到这里来，这是一件好事情，如果有很多的有消费潜力的游客大量的到来，会带来很大的利润。如果说，一些游客来这里游玩感觉很好，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旅游胜地，他们会告诉其他的游客，这样会带来更多的新的游客。我想，这方面也可以做出一些预测。举办奥运会直接的这些成本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比如参加运动会的国家和运动员的数量，前两个由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奥林匹克举办之前几年就已经决定的。在奥运会的发展史，巴黎奥运会有2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而到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有202个国家参加，这样就变得越来越规模宏大，而且越来越复杂，而运动项目的数量在巴黎时75项，到雅典时成为301项。参加运动会的人数不能很早决定，因为这依赖后来的预选赛或者比赛的结果和一些国际组织所做出的决策。有一些运动员限制一共有多少参加，但是有一些没有限制。
　　这个图显示出运动员的数目在不同年份的差别。参加不同项目的运动员的数目，蓝色线是参加运动员的数目，从19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有一个持续的增加的趋势。它是一个比较平滑的曲线。有几个点有一些钱取消就有异常变化，这不是很复杂的数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二次函数，是常数项和时间的平方项。红线就是曲线，而且和实际发生的数目比较相近，所以说我们看到虽然有一些偏离这个曲线，但是这个曲线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在莫斯科奥运会上，是由于政治上的一些原因，美国拒绝参加这次奥运会，这是政治原因，所以那次参加的人数比较低。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苏联方面也不参加这个，所以参加人数也比较少。把这两个异常点去掉，我们看到，在墨尔本那个时候离欧洲其他国家很远，所以说，去那里成本很高，所以很多运动员没有去那里。在洛杉矶很早的时候举办奥运会，距离欧洲也很远，去的人不多，这些都是经济原因或者政治原因导致的。基本来说，这个曲线还是比较简单的，是一个常数加上另外一个时间的参数。
　　我们预计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人数将达到11468人，这个数字将会在10500到12500之间的区域波动。对于每一千个运动员来说，将会有另外500名随行的官员、教练、厨师和保安等。所以来这里的人员总共会有2万人，这些人将会需要食宿和交通方面的设施。这是很简单的预测。如果要想做更精确的预测，我们还需要其他更多的数据。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影响将是游客带来的，很多旅游者到北京之后，他们肯定还想参观中国的其他地方，受奥运会吸引来的游客的观光规模，也受到中国奥运会组委会和政府的影响，对接待这些游客上有一些问题，会影响游客的数目。组织者需要决定怎么样确定这些门票的价格，门票会带来什么样的权利，比如买一个比赛的票还能参加什么。比如参加篮球项目的决赛或者田径的决赛，不能参加其他的门票等等。如果你能去的比赛不喜欢，就不会买这个票，这个门票的设计的方式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门票销售情况。以前的一些阿拉伯组织者他们已经遇到过这些问题，他们也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他们的经验是非常有益的，门票的价格和内容非常重要，这必须在很好的时间确定下来，然后向这些旅行旅行社或者旅行杂志公布，这样迅速让游客和感兴趣的人知道。
　　另外要想来中国必须有签证，这个事情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实际中还有一些困难。我想在有些国家的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比如说在我去的两个城市，他们不接电话，也不回复我的电子邮件，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做，我怎么才能得到签证。我后来到丹麦，那里使馆两天之内就给我一个签证。当然我付了加急费。大多数的人都不可能去丹麦申请签证，他们都在自己的国家申请，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我希望这方面也有一些考虑，能够解决旅行者参加奥运会的签证问题。也许会涉及奥运会签证，在奥运会前后一段时间有效，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想确实应该认识这个问题，我的预测是, 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能够来这里的游客数目将会比你们希望的数目少得多，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将会有很多人来欣赏中国的奥林匹克和中国的景色。所以我认为这次奥运会将会非常有希望成为最好的奥运会，虽然我这方面的数目不全，这就是我能够做出的预测。谢谢！

　　(摘自《央视国际》)

　　不难看到很多机构预测未来21世纪人类寿命的时候，他们的数字都不一样。一般来讲，一些政府机关，比如说美国的社会安全部门的人口调查部门还有其他的OECD国家的机构，他们都是很保守的。美国这个机构预测，在2000—2080年之间，人类的预期寿命的增长每十年增加0.86岁，这包括男性和女性的寿命。
　　另外他们还说，每十年的增长率在2040年到2080年之间只是2000—2040年增长率的一半。为什么这么悲观呢？为什么他们认为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在21世纪的最初的80年中增长的数字仅仅是在20世纪前80年增长的四分之一呢？我想这种悲观的预计有他们一系列的理由。一个是统计学的理由，就是说在20世纪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人类预期寿命增长的速度是放慢的。在1900到2000年之间，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有26.6岁，其中72%是在这个世纪的前半部实现，后半部只实现28％。所以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这种增长速度的放慢在未来也会如此。
　　另外一个原因是更加实质性的原因，就是他们分析了人类死亡的原因和年龄的原因。死亡率的下降在1900年到1950年之间主要是通过下面一些原因实现的。就是人们战胜了一些传染病，影响婴幼儿时期寿命的传染病，比如腹泻、伤寒、麻疹等等，在20世纪后半叶，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战胜了一些威胁中老年人寿命的长期的疾病而实现的。比如说冠心病、心肌梗塞、糖尿病还有除了肺结核之外的呼吸系统的疾病。
　　还有一种人类演变方面生物学方面的理论来支持，人们身体构造上有先天的脆弱，慢慢身体功劳上出现的障碍或者病症。人类的身体容许这些错误的存在，因为人类过了生殖的旺盛时期之后，就不能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如果说年轻时候就生病就死亡，他们就没有机会产生下一代，所以等于选择掉了。在另外一方面，如果超过生育年龄之后，出现生理上的疾病和残疾，他们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所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观点传染病的消失使脆弱人类的个体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超过生殖年纪，就是产生了老年病，老年人有很多病症的存在。
　　我现在要谈一些为什么人类要有更乐观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个世纪人类寿命的预期增长至少和上一个世纪一样快，这也是根据实践中的数据，以及在人类健康和人类生理构造上的基础来说的。这些实践中的数据还显示出有一个新的理论，技术生理演化的理论，它考虑到快速发展的技术水平和人类生理上的实质性的改变上存在的相互关系。第一个发现就是说人类在20世纪初达到65岁的人，他们等于活过了19世纪30年代那些儿童时期的疾病幸存下来，他们虽然逃过儿童时期的疾病，但是他们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比我的同龄人身体状况要差。他们有很多人都感染了慢性的长期的病症。当那些人长到能够参加美国内战，参加联邦军队的时候，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却由于长期的慢性病而被军队拒绝了，他们在十几岁的有六分之一的人就有严重的残疾，而且到了将近40岁的时候，一半的人就有这样的病症。而到了50岁的时候，他们有的还能再活24年，但是有更大的残疾病症的可能性，比我的同龄人，就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身体要差的多。
　　另外一个实践中的发现，是慢性病的患病率的下降和死亡率的下降是同是伴随出现的。虽然说，我的同龄人没有经历优胜劣汰的淘汰过程，实际上感染慢性病的时间也更加晚，几率也更加低。他们感染慢性病的时间延长了十年，我有二分之一的我同龄人在60岁还没有残疾的疾病，而且很多即使染上这些病症，由于有新的手段治疗和干预也能够消除或者减轻这些病症。
　　另外一个实践中的发现，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些改善，比如说供水质量的提高和牛奶供应质量清洁度的提高，儿童疫苗的注射等等，这是在1940年前就实现的，他能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促成后来慢性病的避免。比如那些导致老年人后来失聪失明行走困难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减轻和避免。老年人的健康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得到改善。
　　第四个实践中的发现，有一些人类生理上的改善。现在的成年人比过去更高，体重更重，儿子脊椎中电子信号更加强大，比发育不良的人来说他们显得更加健壮。而且不必要的腹部脂肪比过去更好。这些发现表示存在技术的生理演化的理论，就是说在技术发展和人类的生理改善方面，确实存在着一种相互的关系，它是一种人类的演化，是一种生物性的但是却不是基因性质的，是快速的，是文化上可以传播的，但是却不是非常稳定的，这种过程在富裕过程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的，不像自然选择的基因理论, 不像基因演化的理论, 它适用于所有的地球上的生物所有的历史时期。我说的技术生理的演化只适用过去300年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上一个世纪。那么对于人类寿命的增长，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我们看他的预期寿命最高值，在同一时期中人群最高的预期寿命，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证据，最高的预期寿命和实际的预期寿命就是我们可以取得，最高预期寿命从每十年2.24岁的速度增长，到2110年，人类预期寿命会增长24年，比现在要增加24岁，这就是比政府部门预测的两倍还要多。一般来说人们能够超过100岁，这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关于退休和保健方面的问题。
　　如果说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存在，我们的社会能不能承担这样的负担呢？就是他们已经退出劳动力队伍，剩下的劳动力的30％能不能有足够的劳动效率来支持整个社会的需要。这种生产力的增加能不能实现这一点，请大家看第一个数据分析，我们看到第一个公式里字母代表人均收入，W代表人均的产出，在第二个等式里也有同样的一些变量。就是说人均收入和人均生产力和劳动力的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表1显示出劳动力队伍中人的生产率是在一个以每年2%的速度增加。尽管劳动力的队伍会减少一半，甚至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生产率的提高值是1%，劳动力队伍所占的比例很小，我们看到人均收入的增长仍然比今天还要多35%，所以说我们如果认为老龄化会造成不能支撑的结果是不可能存在的。谢谢。

　　 (摘自《央视国际》)

　　我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机会来向大家介绍我的观点，关于中国的发展战略。过去的好几年当中，我一直致力于此，我希望对于像您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能够觉得有兴趣，听一下关于中国的经济政策，我们是怎样来看的，特别是关于国民储蓄，投资、进出口、生产力发展等方面，听听我们的观点。同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向西方来显示他们保留经常项账户的大幅余额和贸易顺差是有原因的，首先要讨论一下经济发展的本质以及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然后评估一下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
　　在此基础之上，我会对中国自1979年开放以来的经济进程，或者是发展路径给出一种解释。最后我将讲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步骤，一个就是生产者的知识，在选择西方技术进行创新和洋为中用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二，使用者的知识，在决定采用何种技术以及怎样消化这一过程当中的作用。
　　对于一个全面意义上的个人发展，一般而言是指对于一些任务完成能力的掌握，进而是指对于个人才干的不断发现和拓展。对于这样的概念，在西方的哲学家当中有着广泛的一致，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20世纪的贝克斯和约翰.琼斯，我想中国对于个人发展的意义也不会和他们大相径庭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个国家的每一代人都必须被组织起来，为他们的人民不断找出新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旧的问题，所以经济机制应该不断地为经济注入活力。如果这就是发展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满足下面情况的一种经济定义为高度发展的经济，那就是在这个经济当中，大多数或者是所有的人都进行着解决新问题的活动，而新的问题正在持续不断地被发掘。这样做的人越多，或者是这些人参与的程度越高，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高。大家可能就会想，生产力是否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部分呢？是或者不是。当然，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对维持基本生存是必要的，但是生存、生理上的舒适并不是真正的发展。人们获得基本需要的目的在于可以思考，并获得全面发展的一种潜力，所以生产力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生产力本身并不是可以创造发展的。如果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以使更多的人获得令其发展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着发展的机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体制在促进它的发展吗？很显然，我们的回答必须是“是”。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承担挑战性的工作，中国的经济组织具有大家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首先我是从曼德尔教授那儿听到的这种说法。中国的机制是不是给中国创造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是不是极大提高了生产力呢？是不是让更多的人参与了解决问题的进程呢？是不是促进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呢？答案是肯定的。大家现在做越来越有趣的，越来越有挑战性的，越来越有高回报的事情。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前进的方向给出一个简单的模型，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做出一个公设，假定中国的计划是由各种加总变量构成的，这些加总变量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这些变量的构成可能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在微观层面上的偏好，以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的国家控制，可以是市场的，也可以是非市场的，可以包括出口、投资。我们从物质资本的思路中跳出来是有益的，这样就意味着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以及学会如何用新的知识，国家或者是国有企业可以从国外购买技术，这是一种投资。

　　(摘自《央视国际》)

　　感谢本次论坛邀请我参加这次活动，而且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谈谈在老龄化条件下为养老提供财务支持的问题，在我研究经济周期的基础上做的，虽然它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但实际上它们是相互有关系的。在经济学中，任何周期都是有关联的。
　　下面我先谈一谈退休制度，养老金制度的问题。假设人们退休的时候，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这样一种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西欧和日本出现，这样就成为一种不能维持下去的制度。在中国人口也出现老龄化的情况，很快将会出现对于每一个退休人来说，相对来说，工作人的数目就会太少。我将论证对于现有的工人进行加税，提高税率，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欧洲和美国，税率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税收收入的提高，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完全积累制的按比例提供收益的制度怎么样呢？有一个实际税收成本。如果人口在不断增加，这种成本不太大，还是比较小的。但是这样的系统在民主国家是否能维持下去呢？历史证明是不行的。德国、瑞典都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建立完全积累制的系统，他们是在1910年或者1915年左右，但是后来他们都放弃了。瑞典是在1935年放弃的，德国是1957年放弃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比例的问题。在美国社会养老金制度的收益和贡献并不成比例，从边际效益来讲，贡献的越多，并不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比如说工作50年和工作35年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基本上被看做是财富重新分配的系统，而不是非常有效率和目标明确的养老金制度。如果人口保持稳定或者增加的话，这个制度还可以维持，如果减少就会有很大的损失。人们会认识到，在这个制度中他们的收益率很低，就像莫里斯教授说的，如果转向市场就没有实际的损失。如果有贡献和收入不成比例的现象，工作再多几年，却不能得到更多的收益，在美国就是这种情况。这就是美国现在越来越常见的情况，而且对于夫妇俩都工作的情况也没有什么额外的好处。
　　在税收方面，美国的税率是10.6%，而这方面的实际损失超过了10%。我个人方案应该是个人账户，收益和贡献成比例，而且是市场的收益，政府方面没有权利利用这些钱，人们就会对自己的账户有更大的支配权。关于10%的比例，很多结论都是依赖于公共财政方面的决策，只有在这方面数字很大的时候，才能得到很大的结果。这方面的税率有很大的损失，所以必须给每一个家庭两美元，才能使他们得到一美元的收益结果。
　　我现在谈一个比例，劳动力变化的百分点和税后真实工资变化百分点之间的比例，这就有一个整个累计的劳动力供应的弹性问题。我想这方面有很多证据证明弹性是很高的。在主要的经济周期方面有自己的证据，比如说日本上一个十年的发展中可以看出那里的弹性问题，有一些数据上的证据证明，在经济繁荣时期和经济萧条时期都有这样的证据。一系列的经济学作者也在著作中谈论这种现象。有一个基本理论，在税收方面的差距，可以影响到欧洲和美国劳力的供给，这方面的弹性很大。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多40%，日本人、智利人都比欧洲的人工作的多，但是美国、日本、智利人的边际税率是40%，而在欧洲却是60％。我没有把英国放在西欧的范围内，我把它放在了西欧和美国之间的中间一点。现在有理论，还有衡量标准，现在我们谈到累计的理论，总体的弹性超过个体的弹性，在家庭层次上的平衡存在。有劳动力供应方面的调节，主要是劳动力雇佣的数目，而不是他们工作的时间长短，这对于经济周期来说如此。在日本上一个十年的增长是这样的，而且在战后的萧条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是这样的，在新西兰、智利、爱尔兰等等这样的国家都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很好的劳力方面的统计数据，有一些国家，比如说中国虽然有很好的表现，但是他们劳动力方面的数据不是很好得到。我们问为什么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发现产出的功能和偏好这方面的结论，每周工作的小时数和每周的工资并不是完全成比例的。每周的工作时间加一倍，并不是多得一倍的工资。有些其他方面的成本在里边，有些工作上，比如在麦当劳工作或者在星巴克工作当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有临时打工的人员。所以说从微观的情况看，从宏观的观察来讲，整个累计的或者总体的劳动力供应弹性是很大的。他们通过雇佣更多的雇员，而不是说让每一个雇员工作更多的时间，来实现工作的目的。这方面有一些价值方面的考虑。
　　为什么建议实行强制的储蓄呢？我们不希望看到贫穷，我们不希望让穷人更穷。如果把工资收入的10%进行强制储蓄，会积累很多。中国已经有类似的制度，世界上有25个国家也做了，在美国也有人建议这样做。这些储蓄应该进行一些很好的投资，进行成本低而高度分散性的投资，实现市场的回报率。有人告诉我说也许这种收益的回报，在中国的收益并不是很高，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就不能持续很久。从20岁到65岁进行工作，人们的寿命正在增长，我们如果用上面的人口寿命的预期数字，还有一些理论，真实的利率是4%，而真实的工资的增长每年是2％，人们在退休以后这20年中，税率如果减去社会保险养老金的税率，得到30％，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我们进行个人的强制储蓄，这方面将会有很大的节约，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不需要很多税收方面的成本，很容易计算出这方面的收益，政府的债务也会很少。
　　更好的情况是财政的产出率可以更加提高，而且技术使我们能够把平衡利息率不和资产产出率一起增长，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计算模式，产生的结果是在人口增长率的情况下，比如美国的人口增长率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在低端和高端的结果，高端的是将近10%，如果说人口增长率下降，比例会更高，但是低端方面的改变不是很大。
　　还要考虑到政府债务是怎样树立的，这里只有4%的借债率。欧洲有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们那里的社会保险税收比美国要高的多，他们也许要从60%砍到40%，从60%到40%的减税，对于劳力收入的边际效应是很大的，产出就增加了40%。
　　我的结论，这种劳力供应的高弹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方面有很充足的科学证据，认为这种弹性很大，而且没有什么证据反对这种结论。谈到政策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趋向于个人强制储存账户，为了实现养老金的目的而实现强制储蓄，对于政府来说，我们的税收就可以减少很多，因为养老金收入也是很大的开支项目，将会有很多资源可以进行其他必须的社会投资。对于个人储蓄账户来说，人口增长率低并不是什么问题，没有什么人会承担很大的风险。我对中国人的建议，一个好的体制，要进行一些有先进性的思考，而这种个人储蓄账户将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中国人民确实有非常灵活的思想，我的建议就是这样的。谢谢。

　　(摘自《央视国际》)

　　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谢谢林主席，感谢你对我刚才溢美之词的介绍。今天我要讲一下人民币的争议，这是世界上争议最多的问题，我们首先看一看当今的货币区，然后看一看人民币的问题，然后看看是应该赞成还是反对，然后再看一看我的12个原则。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是世界货币区的分布图，每个圈都代表一个货币权力当局大小和一个国家的GDP比例，可以看得最大的是美元区，美国的GDP是12万亿美元，第二个大的货币区就是欧元区，在画面的右边，它是10.5万亿美元，第三是日元区是5万亿美元的规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货币区，它在世界上经济中的比重是最大的。第四大货币区就是英镑区，大概是两万亿美元。第五大，但是确是在不断增长的就是中国元的货币区1.7万亿美元的规模。
　　所有这一切都是重要的。因为现在世界货币组织有184个成员，有一些国家的货币是不允许自由兑换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圈的位置都在不断变化，比例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有的变得越来越重要，有的变得越来越小。所以你如果看到03、04、05年的图表，可以看到中国的圈会变得越来越大。这个也和中国人民币的问题直接相关的，时间不够，我在此就不仔细讲了。是什么引起这样的争论，关于汇率的问题。在三年以前大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美国打造美元的品牌花了200多年的时间，但是中国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
　　在2002年，日本财政部长说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在2003年巴黎的七国集团会议上，日本财政部长把这样的观点灌输给七国集团的同事。这样的通货紧缩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对的，而且也没有人买他的账。当时美国和欧洲有轻微的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日本确实有一个固定的汇率机制，而且这是他们自己财政政策导致通货紧缩。这个观点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因为日本的通货紧缩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关系。七国集团的同事们对日本这样一个论点也是不赞成的。但是这个并不是主要问题所在，我想主要的问题并不是通货紧缩，而是中国为世界所带来的竞争力的一种冲击。因为中国从1978年开始，每年都是在不断发展，最开始的出口只占世界的0.5%，后来上升到世界的6%，所以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不断上升，不断上升的中国竞争优势对世界生产进行重新分布。
　　中国突然之间变成经济舞台上一个主要的贸易大国，而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的对手。和中国有互补关系的国家从中就会受益。和中国进行互补贸易的国家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反之那些竞争对手就会看到他们的贸易额不断下降，而且他们面临的环境也是更加的恶劣，所有的这一切都为世界带来竞争冲击。
　　东亚贸易中心20年前集中在日本，当时日本是东亚地区生产力最为发达的一个国家，效率也非常高，后来中国很快地后来居上，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所以中国为世界所带来竞争性的冲击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那么中国的批评者就会说中国的竞争力优势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现象，这其实并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而且也不影响通过货币的方式来得到解决。而汇率问题是一个货币政策方面的问题，但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解决方式来应对中国不断上升的竞争力。我想当前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不应该通过汇率的方式解决中国不断上升的竞争力的问题。
　　现在当年批评过中国货币政策说中国输出通货紧缩那位副部长现在是亚行的行长，他在2005年5月28日和29日发表的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指出，中国现在应该尽早地而不是尽晚地对币值进行升值，而且最后还说应该使人民币上升7—10%。
　　其他一些压力集团比如七国集团开了一次会议说亚洲的货币应该变得更加灵活，而且美国的财政部长斯诺也说中国应该对汇率进行浮动，如果不对汇率进行浮动，美国就有理由说对货币进行操纵的国家，而且对关税和配制有所限制。这是从美国财政部来的一些压力。还有美国的国会，美国的国会说中国队人民币进行升值，否则对中国的进口增长27％的关税。
　　IMF也来敦促对中国的汇率进行浮动，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值得关注的是当时IMF希望中国使得人民币贬值，当时中国反对IMF的提议，并且保持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这些人到底想说什么？
　　现在我们可以面临着三个选择，第一，给人民币进行重估，第二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浮动，第三，让人民币币值逐渐上升，也就是说我们所的滑动评价。我们为什么要保持现在这样一个系统呢？中国的货币稳定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1995年的时候，有一个货币法律，由亚行颁布的，亚行要致力于维护汇率的稳定，这个法律也有比较模糊的地方，因为货币稳定从一方面来说说明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或者中国规律的稳定。国内货币层面和中国一揽子货物和服务相关的。两者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人民币的篮子和美元的篮子有什么区别呢？中国把人民币的币值和产出差不多，中国币值产出是3％，美元区的篮子大概是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30%，只要美元的篮子是稳定的，中国就能够取得价格上的稳定。这也就是通过固定的汇率制，而不是瞄准通货膨胀的汇率制，瞄准通货膨胀的目标一般有灵活的汇率制度，而瞄准美元这样一个目标，是一个固定的汇率制。只要中国能够就美元的币值保持稳定，那么中国无害的做法就是采取固定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现在是不是美元是一个稳定的币种呢？我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元都是非常稳定的，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够和美元的地位相比较。我们现在能够说的，如果美元的币值不稳定，如果在这样的形式下要求中国维持汇率制度是固定，这对中国不是好的建议。如果美元是稳定的，那么对中国来说好的政策就是维持固定的汇率机制。
　　在美元稳定的情况下，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比盯住通货膨胀指标为目的的灵活的汇率制度来说，对中国来说是好得多的解决方式。因为美国是大的国家，它的产出大概占世界30％。所以如果人民币和世界30%的产出保持固定的稳定关系，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在欧元方面，欧洲一般都认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是盯住通货膨胀的目标进行浮动的例子，但是欧元的例子如果用在中国身上就会产生灾害性的后果。因为中国没有像欧洲内部那样稳定的价格水平，欧元和美元的汇率也是几经波折，最开始1欧元对1.18美元，后来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贬值40%。可是在随后的三年之内，欧元又相对美元上升65%，现在一欧元能换1.35美元。中国的立场是什么，中国在过去十年当中都是固定的汇率制度，而且也为中国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价格水平。
　　大家也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国家货币和美元保持固定的汇率，在美元区经济下滑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可能面临通货膨胀的因素，反之就会有通货紧缩。现在人民币和美元固定的汇率机制，就是一个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是中国的货币政策所围绕的中心，它也可以为中国取得货币稳定有一个更好的错误指示目标，一旦有错误，中国能够很快找到这个原因。有人是赞成，有人反对这个币值重估，对这方面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币值重估是比较大的额度，有人认为重估的汇率是在15—20%之间。还有其他的一些每年应该进行7—10%的升值。这意味着什么呢？
　　现在在这方面还没有非常坚实的模式，而且也没有东西能够显示中国的币值重估对于世界上贸易平衡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IMF的报告以及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他们都充斥这种预测性而不是分析性的经济模型性的科学分析。所以这些观点从本质上来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有一些人就说我的立场是一个对于中国热爱的人的立场，而不是从经济学家的立场说的，我在过去40年当中都持有这样的立场，而且我一直都在强调，世界上的经济应该有固定的货币体制，我1968年以来就倡导，我在35年以前就倡导这样一种理念。当时对我这种观点反对意见很多，可是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欧元区成为一个巨大的成功。当时对于我对欧元设想反对的声音比现在反对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人的声音还多。1994年的时候，我说到中国应该在美元稳定的情况下维持它的固定汇率制，而且中国在1997年的时候，货币是平衡的，但是确实美元不断升值导致中国的通货紧缩，我在当时也督促中国保持固定的汇率，避免任何贬值和升值的影响。中国货币运行非常好，也不必要对它进行任何的更改。现在的问题好像又是当年90年代问题的一个重演，当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是亚欧要求对人民币进行贬值，当时中国也没有按照这样一个方式进行行动，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非常的好的。
　　下面大家就可以看一看，还有很多人都说，中国人民币升值符合自己的利益，有些人也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可以让中国防止通货膨胀。当时我就人民币政策提出八点原则。我今天要把八点原则变成12点原则，分别包括：
　　如果人民币进行升值，会有12个不利的因素。第一，延迟可兑换性。第二削减国外直接投资，第三，对中国的增长率有大幅度的下降，第四，会恶化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问题。第五，要导致失业，第六，会恶化中国农村的通货紧缩的问题，同时也会使投资者受益。第八，会导致东南亚不稳定因素。第九，同时也会把人民币的外部的角色弱化，削减中国的货币政策的影响。第十，对于世贸组织的承诺也会有影响，十一，会把中国邻国的债务，会导致东亚地区经济的衰退。
　　如果对人民币进行浮动，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人民币和美元汇率不断上下浮动，就像美元和欧元一样，加大投资性的行为。二同时货币汇率的浮动也会使国际货币和产业不断迁徙，三导致套利的行为。同时还会把人民币和美元从房产、资本市场上来说，让人民币作为记账方式变成以美元记账。另外一个不良影响，丧失对财政政策稳定的作用。六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利因素。比如说国家的货币政策就会缺乏一个稳定性，同时也会在中国导致区域性的问题。七是人民币也会成为投资者的天堂。八会导致税收方面很大的负担。九对香港来说也是不利因素。还有对于亚洲的经济货币政策一体化也是不利的。另外一个，日本当时对它的货币汇率进行浮动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突然升值的受害者。中国如果也这么做，中国也像日本那样，成为突然升值的一个受害者，而且升值或者浮动汇率还可以导致关于评估这方面的不良影响。还有其他一些不利的因素。比如说区域新的不平衡，城乡发展平衡，政府和私人企业发展不平衡。
　　对东亚来说，在东亚地区，中国应该做什么？中国要削减过多的外汇储备，可以通过比如说让中国的公司在海外进行投资来削减过多的外汇储备，来达到这个目标。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提升工资水平，逐渐地实现它的汇率的升值。同时中国银行对外来的投机因素进行迁徙的活动应该逐步缩小，缩小在这方面的举措。在中国国际账户收支平衡这方面，在2005年的时候中国是20国集团一个主席，他当时呼吁要进行国际货币政策的改革，也就是在十月份在北京进行的，同时在公众立场上进行更多解释，在汇率政策对国际社会进行更多的解释，同时也在中国召开一些有世界水平的学者所参加的一些会议。我想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又一次看到这样一个图表，所以我们认为人民币应该是稳定的。

　　(摘自《央视国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小济主持弗农·史密斯的演讲
　　大家好，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小济，荣幸地担任这节的主持人，这节的演讲人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
　　史密斯教授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担任跨学科实验中心主任，曾先后在普都大学，加州理工大学任教，是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美国科学院院士，还担任一些学会和协会的会长，并兼任许多重要学术刊物的编辑。
　　50年前，史密斯教授从商品、市场、股票市场双向喊价的做法得到启示，开始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人们的行为，他的著作很多。在史密斯教授的实验室有什么，他告诉人们实验不是一种模拟，而不是角色的演练，参加实验的人都必须认真地做出他们的决定和选择，因为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决定关系着赢钱还是赔钱。真的是用钱来做实验。他不仅把实验作为检验各种经济学理论的依据，而且更重要的告诉我们，当法律法规体制发生变化时，市场会做出什么反映。他的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金融市场，航空运输，电力管理，许多改革的领域。而且已经跨出国界，到澳大利亚帮助他们进行电力管理体制的改革。下面让我们有请史密斯先生做讲演。

演讲人：弗农·史密斯

演讲题目：经济全球化：一个和平的字眼

　　非常感谢，女士们，先生们，我要感谢主席的介绍，同时我也要感谢举办这次重要活动的主办方包括北京市市政府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人可以说旅居世界各地，不论到哪里，他们都展示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在北京，我们举办这样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独特的活动，也是非常合适的。今天我要传达的信息是对市场和交换的一种乐观的信息。因为人们是通过这样的工作来实现专业化，而且各种分工也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全球化的本质正是如此。
　　我们实际上不在一个世界中从事交换活动，而且彼此有一些重叠。首先是个体之间的交换，包括友情的交换，同时在信任和诚信的基础上进行交往。包括个人、家庭、社会之间的交往，同时有非个体之间的交换，这是通过市场、合作、通讯来实现的。陌生人也可以通过通讯交通的发展实现远距离的交换。我想我们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类的社会性，我们可以进行社会的交换，也正因为可以进行社会交换使得我们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和生产。而且这种交换就必然会遵循互惠的规则，使得这种交易还有关系发展跨越了家庭和部落的藩篱。这是早在市场出现之前就出现市场交换的活动，我和我其他合作的人也在广泛的话题上进行研究，很多人也可以通过交换，通过合作取得更多的实惠和利益。其中有一半人都会自愿地来。都会采取有理有据的方式来进行交换。
　　但是有时候在交换过程是非个体的交换，你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和对方来匹配的，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就是如此。我们在这里都有家庭，还有小的小组，我们也认识到我们也需要进行交换，而且在我们的情感内部深处我们希望和对方交流交换的。比如说我欠你一个人情，实际上众多人类语言中通用的一种表达方式，相当于人们主动承认因为别人帮助而获得恩惠。把范围扩大到陌生人交换，在个体之间的交换中，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他人做好事是因为我们乐意这样做。而在市场上，这种合作的感觉并不是说合作的现实消失了。因为每个人在市场中都为自己考虑，实际上有合作，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市场中的合作。
　　同样一些人要合作，他们到一个实验室的环境中进行交换，当进行多人时，都为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不打算提高其他小组的利益和收益。但是这些实验性的市场受到外在强加的产权法规的保护。除了人权还有产权。这些产权的法规他们是禁止不劳而获的。因此这两种交换个体和非个体交换的结果就是你必须要有所付出才能有所收获。可以说，这种付出才能收获的准则是在各方同意的情况下出现。而在非个体交换中，产权法规的制定是由管制的机构所承担的职能。商品和劳务市场是世界已经创造的，而且他们的发展程度也决定工作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建立的商品和劳务市场中，生产者不断生产重复的并且可以预测的，这种是不断重复产生的。而消费者不断从相应产品中获得价值。
　　商品和劳务市场的特点，就是多样化，多样化的品位，多样化人类的技能、知识，多样化的自然资源，多样化的土地和气候。最初在家庭、家族和部落里通过共享和互惠的原则得以实现和发展。
　　我们研究发现在可控的实验中，这些是难以置信的。而且在参加这些实验的人员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最终产生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也实现了集体利益的最优化。而且每次实验之后的最终报告也显示出个人有这样两种感觉，首先人们否认有任何模型可以预测最终的市场价格和交易量。当然最终的市场价格和交易量由供给决定。而这些被不同的人掌握。大家不要对这一事实感到吃惊，因为远在有经济学家之前人们已经开始交换来实现专业化的分工了。第二点，参与实验的人们总认为，他们总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事实上他们不理解这个状况，他们处于均衡的状况中，给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做到这么好。
　　因此，妇女和孩子采集果类和谷物，男子进行打猎，这是发生在不存在国家的主要以打猎和采摘为主的社会里。所以在很多地方，早在史前人类就开始进行交换了，而且那个时候的人们通过易货贸易进行交换。实际上当时早期的人类已经开始推过交换，部落的交换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也发现与其杀掉周边的部落不如和他们进行贸易。如果你让临近的部落继续生活下去，你就在未来可以通过和他进行贸易提高生活水平，而且会提供多样化的选择。通过市场我们彼此依赖，我们有的时候不大清楚这一点，也不理解背后的规律，我们不知道通过其他方式其他人为我们做出贡献，但是这里有微妙的相互关系链。市场要求各方共同意愿的基础上制定社会交往的规则。
　　在250年前，大卫修莫提出过三条准则，在一个财产权所有人同意的基础上进行产权的交易，对承诺的言出必行。在没有正式法律的时候就是这样。修莫的准则来源于不能偷盗，不得做伪证。同样的戒律也出现过，偷盗不仅没有鼓励财富的再生产，反而有损失。交换维持财富的再生产。至于他的财富今天财务的分配影响明天财富的生产，除非这种行为是双方都允许的。也正因为如此，再分配应该关注帮助人们培养自己的能力，使得我们整个体系更具有生产性。做伪证会破坏社区的稳定，管理层的可信度，长期的利润率，公司的管理层做伪证会有很大风险，一旦公司失信股东，股价就会一落千丈。
　　这就使我们谈到资本市场或者股票市场，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远远比商品和劳务市场高，因为股票必须预测创新。当新的创新产生之时，他们将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程度从内在而言是不可预测的。虽然股市泡沫和破灭并不是新的事情，通常有新的技术造成这样的情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新科技不断出现，兴起一股新的投资和浪潮，高利润导致高度的扩张，破产、重组但是长期的价值被创造出来，而没有随着经济波动而消失。
　　我们有幸看到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取得巨大的成功，他成功地解决零售企业面临的存货的问题，而且通过因特网迅速向消费者提供他们的商品，实际上这位创始者曾经去柬埔寨参观当地的企业，一下子受到启发，他可以通过巨大的网络零售市场，批发商品获得巨大的成功。所以成为一个公司把商品房在网上销售，满足全世界的要求。他说，现在他已经拥有来自全世界35个国家的1000多家供应商，而在阿富汗他也是最大的雇主，90％的员工是女性。这再次证明，实际上可以利用新技术重新塑造一些村庄和当地的经济，帮助当地人获益。
　　实际上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已经在经历这个过程，看到这个新的发展模式，这是革命性的变化。当然大部分网络公司失败了，而且对失败者而言是痛苦的事情。但是有益从中学习，进行合并重组。成功的企业获得好处并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也会进一步有助于最终减少贫困。如何实现长期的价格，减少个人的痛苦，我们也不知道答案，就像在很多问题上存在两类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探索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是在描述早在我们共同的祖先在非洲大陆上就开始的，这是在五万年前就开始的活动。
　　当今绿色革命起源粮食新品种，对小麦等农产品的增长了两倍。20世纪70年代出现大饥荒的预测是错误的，而今天基因工程可以大胆预测。经济发展与经济自由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同正确认识经济道路的选择与经济良好发展之间的关系，到正确指明经济发展的可行道路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人清楚，该如何来设计才能使得一个表现糟糕的经济转型为表现不错的经济，而且完全融入到世界经济的大潮中。但是这里有很多例子，从新西兰、爱尔兰到印度，这些国家消除了一些，经济上不断进步，实现经济的显著增长。而且通过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这些国家正在改变人才外流的情况，在爱尔兰是这样，在中国也是如此。
　　就在一年前中国修订宪法，允许人们转让私人的产权，这已经成为文化的一个准则。而修订这个法律是很好的举措，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机会，也能更好地控制可能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腐败现象。最近我和妻子一起参观占地343亿亩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世界500强中已经有276家落户在此，当地的设施非常好，就我理解而言，他们和中国政府签订了令人满意的50年土地租赁合同，并且在土地上进行机器设备的投资，这些长期租赁合作就等同于所有权，能够进行自己的投资。这样的模式在新西兰和智利都获得了成功。在新西兰租赁期长达999年，变化和经济增长的活力可以帮助过去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当然这种外包并不可能阻止国外的竞争者进入中国的市场，但是国内市场通过外包不断降低价格，积累资金升级自己的技术。
　　最后总结我想说的是，减少并最终消除贫困是社会经济学的首要目标，商品和劳务市场是财富创造的基础，也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关键所在。对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远比已经存在的商品和劳务市场要高，因为股票市场必须要预测创新，未来的新的商品和新的服务。因此，从它的内在特点而言，非常难预测到底股市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通过外包给国外的市场，本国可以节省时间，而且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力。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有高度的互补性，因此我们应该继续鼓励中美进行经贸的交流。我们对社会和经济变化的了解并不充分，更不用说如何管理它，使得我们能够在获得实惠的同时不经历转型的痛苦。因此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方法，来进一步促进交换，而不是来组织交换的进行。最后，我想全球化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它是一个描述古老人类活动现代的词语，一个描述人类通过交换，通过资源的全球化分工来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词语，它是一个和平的字眼，而且我想引用一句名言结束：如果商品不跨越国境，士兵们就会跨越国境。

　　(摘自《央视国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李实主持夏威尔·萨拉—伊—马丁的演讲
　　各位来宾，上午好！我叫李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研究员。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主持萨拉—伊—马丁先生的演讲，不仅因为他是非常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而且也是我们12个演讲人当中最年轻的，所以年轻的总是有希望的，而且这次演讲是我们系列讲座的最后一次，所以最后一次往往是最精彩的。
　　萨拉伊马丁的研究领域也就像他穿的衣服是丰富多彩的，包括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包括健康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他与罗伯特巴洛1995年合作出版的经济增长一书已经成为著名的经济学研究生的教课书。2002年他获得西班牙银行颁发的胡安.卡洛斯一世经济学奖。他所研究的问题不仅涉及一个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大小，而且涉及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果我们想了解当前各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那么让我们有请萨拉-伊-马丁教授。

演讲人：夏威尔·萨拉-伊-马丁

演讲题目：收入分配、贫困、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谢谢对我的介绍，我听不懂，因为当时我没有带同声传译接收设备。我想谈一谈贫困、不平等,还有收入分配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我想中午的时候电视直播就会结束，我会尽快结束我的演讲，如果12点之前我还没有结束的话，也请大家不要离开现场，我会把最精彩的部分放到最后讲。
　　如果我们想了解世界的情况，了解整个我们所居住的行星地情况，我们要了解人们生活的情况，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人均收入。我们看看世界人均收入，尤其是在过去30年，或者最近的5年，整个世界更为富有了。但是不幸的是每年的增长率都是正数的，每年我们的生产比都比过去多，但是这个怎么分配？有穷人和富人，首先我们有穷国和富国，看看每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世界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些国家比较富有，有一些国家比较贫穷，还有中等收入的国家。但是这个构架还不够完美。因为还有一些国家规模的大小的区别，有大国也有小国，不能把所有的国家都像中国一样来研究和统计。因为中国的人口比其他国家多得多，如果按人口来划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图形，我们有在顶端很多的富人，然后两个塔形图，这是在低端，这是1970年的图形，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如果我们看一看30年后的情况，也就是2000年的情况，我们还是有很多富有的人的，两塔区域中间线，中国在右侧，印度在左侧，这还不够好。如果我们看一看收入的零散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变数的变化，一些富有的国家比贫穷国家发展得更快。我想不平等还在进一步增长，富有的国家发展得更快。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增长率和收入建立关系，如果有相关度，这种相关度是正数，也就是富国比穷国发展更快。所以看到不平等正在飞速加大。
　　即使这样一个图形还不够好，因为它是以国家为基准的。我们还想了解全球的状况，就是全球的老百姓是不是生活得更好，我们要看全球的公民。看中国、印度、比利时、摩纳哥，全球指数都是1，我们目的要做建立全球收入分配的图表，看看每个国家人均收入状况，和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人均的收入这也是均数，还有调查数据，了解他们的离散度。
　　比如看一看中国，横轴是收入分配情况，纵轴是人口状况。这是历史的。再看收入分配，大家可以看到垂直的线就是所有的贫困线，每天一美元的生活费。而在中国的收入分配情况如何，我们经过购买力价格调整，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差不多在70年代有三分之一的人属于贫困线以下，看看80年代，穷人好像并没有在70年代末获得太大的好处，收入分配的情况并没有改变。1978年之后变化发生，尤其是在90年代，中国的老百姓变得更加富有，富有的中国人比贫穷的人速度要快，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在2000年情况更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不平等在加剧。 中国的富人富有的程度更快富裕起来，同时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数量在下降，一方面看到不平等加剧，另一方面贫困在中国也在减少。这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世界也很重要，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当中国的贫困率下降的时候，中国的贫困人口所占比率下降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很多的中国人，很多的世界人口在摆脱贫困。
　　我们再看美国的情况。美国当然是富得多的一个国家，在美国整个收入分配也在向右边流动，而我们看一下右侧的收入增长更快，所以在美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也在进一步加剧。
　　尼日利亚是非洲一个代表国家，在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图形，并不是所有绝大多数的收入分配流向右侧，尼日利亚是一个穷国，而且是负数，顶端是富人，在非洲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富人非常富有，而且越来越富，他们不愿意改变现状。但是80％的人口越来越穷，所以这是非洲的问题。今天我主要谈全世界的情况。
　　在这里也讨论中国的收入分配情况，纵轴是人口，中国人口很多，印度也是如此。美国在这条线上，美国、日本还有很多国家。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看看收入分配的情况，你们在我的网站上会看到很多资料和图表。你们也可以使用这些资料用于你们的课堂上，如果要授课可以使用这些资料。
　　这是世界收入的分配情况。按一下这个钮就发现收入分配在一定时间内会发生变化。为什么收入分配按这个变化发展，因为一些国家包括中国还有印度都可以放在个图表中来，再按开始键，就可以看到收入的分配状况。这张图显示了世界收入分配发展的情况，包括1970年到2000年的情况，收入分配不仅向右侧移动，因为这些国家在向右侧移动，也因为不平等在加剧。尽管中国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但是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在下降。我把这些图都合并在一起，从世界的收入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银行做的估计，到底有多少穷人生活在我们的星球上，而且他们所占的比率是多大。实际上，世界银行使用一美元的生活费来划定贫困线，但是到底是不是每天挣两美元，五美元十美元就是穷人，这是主观性很强的定义。同时看1.5美元的标准或者2美元的标准来确定不同的贫困线，如果大家都不喜欢这个贫困线，如果不喜欢可以展示不同的贫困线所确定的贫困人口。实际上很少的在使用这样的贫困线，也就是两美元一天的生活费。
　　贫困率在过去的30年里已经下降三分之二，而按一美元的标准也下降三分之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全球的贫苦率极大地下降，和30年前相比情况有很大的改观，如果都不喜欢这些贫困线，就看看累计的函数。也就是说贫困人口根据他们的收入来确定他们的贫困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在70年代贫困的程度无论从哪一种方式衡量都比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贫困得多，无论从哪个层次的贫困水平来说贫困率都在下降，无论是1美元，2美元，5美元，无论划定分界线在哪个标准，贫困线都在下降。
　　我可能提到我并不大关注贫困率，我关注的是贫困人口的总数，而不是比例。我不知道贫困率是不是值得我们的重视。我不知道你们关注贫困率还是贫困人口的数量。你们到底更多关注贫困率还是贫苦人口，有时候比例在下降，人口在增加，有时候两者会出现并不一致的发展趋势。我想我们应该关注的数据可能应该是贫困率，因为它显示大家贫困的可能性，比如我可以问你，你们在这个国家，愿意在那个国家生活，你可以问这个国家的贫困率是多少，多大比例的人生活在贫困中。
　　在低贫困率的国家，你变得贫穷的可能性低一下。还有贫困率是零的情况，如果这样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情况。我们希望看到一个贫困率不断下降的国家和世界。这样对总数的降低也是有好处的。我们不仅仅要看看他们的总数，在80年代以前到底有多少穷人呢？即使贫困率在下降，我们也要看一下他们的总数是多少。在80年代以前也有一些变化，在80年代以后，贫困人口的总数也在下降，贫困人口的数量可以说下降了4.5亿，因为我们的人口增加了10亿，而贫困人口降低4.5亿，这是很大了不起的进展。
　　当然世界的总体状况在改善，并不是说就完美无缺了，我们是在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但是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处于贫困当中。而且这种贫困的减少并不是全球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情况，我们看到东亚的情况，有极大的改善，尤其在中国，在南亚，尤其是印度也有同样的情况。而在阿拉伯世界我们看到一些改进，在拉美看到情况停滞不前或者维持，但是我们看到蓝线也就是在70年代曾经记录了最高的贫困率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巨大的灾害，这个地区就是非洲地区。差不多有7亿人收入水平下降了，而且他们处于世界的最底层。
　　我们看一看各个地区贫困人口总数，我们可以看到在70年代绝大部分的穷人是在亚洲尤其是在东亚。在70年代尼日利亚比中国还要富，中国的收入分配曲线不断向右侧移动，中国不断富有，而尼日利亚越来越穷，这样就可以解释70年代，70％的世界人口在亚洲，而今天70％的贫困人口生活在非洲。当然我们看到不平衡的现象，世界银行的人就提出，各个国家内部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大，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些，而且国家不平等的现象也在加剧，所以全球的不平等现象是不是也在加剧呢？我想我们需要考虑到国家和具体的公民生活状况，然后再做结论。
　　所以我们可以传达这样的信息，穷国的增长速度没有富国快，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的人口的规模还有比率也考虑进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穷人致富的速度也很快，印度发展也很快。公民之间不平等的现象也进一步加剧。当然我们要看一看GINI系数，在80年代不断加剧，公民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在进一步消除，我们加一个0.5个系数，可以看到这个曲线也在下降，一系列的指数包括20％最富的人和80%最穷的人他们的比例也在下降也就是最贫困的穷人他们的贫困程度也在下降。
　　为什么在下降，这是在200年之内出现的情况。发生工业革命之后，有的富起来了，而且增长都是正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50亿人，如果过去的状况过去可能一直都是穷的，而美洲、欧洲、澳大利亚他们的富人不断富有起来，不平等加剧，在过去200年也是如此。但是在1978年有一个奇迹性的事件发生，有13亿人口的中国，有10亿人口的印度和3亿人口的印尼，他们当中一半以上的人口都非常穷，慢慢他们在财富的顶端攀登。所以这25—30亿的人不断创造财富，实现经济的增长。
　　因此我们看到不平等的现象进一步得到消除。并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完美无缺，只是说我们世界的状况不断改善，我们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赶上经济发展的快车，还有一些很多的人经济收入停滞，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亚洲众多人口生活得到改善，这也值得我们庆贺。所以整个世界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帮助，需要进一步促进增长和发展，尤其是非洲的发展。谢谢！

　　(摘自《央视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