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飚升至每年5000元—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20倍，而1994年至今10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
　　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现阶段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28%，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
　　按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计算，提升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一千多亿教育经费，若其中的1/3用于高等教育，即有300多亿。以目前每年大专院校在校学生1000万、每人每年6000元学费计算，每年总共收取学费约600亿左右。有关教育专家称：如果“一个百分点”的国家教育财政投入的承诺能够兑现，那么大学学费则可以减半。

　　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飚升至每年5000元-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20倍，而1994年至今10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却增长不到4倍。学费涨幅远远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人们不禁要问：谁在为“大学高收费”推波助澜？
　　有资料称，目前我国高校教育成本中，理工学科是每生每年1.4万元-1.6万元，人文学科是每生每年1.2万元-1.4万元。若按现在每生每年5000元学费、1200元住宿费的标准，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为44%，若按学费8000元、住宿费1200元计算，这一比例高达66%，而国外这一比例通常在13%-15%。
　　按现阶段教育成本估测，教育成本包括老师的工资，学校日常运转的水、电、气，以及硬件设施的修建投资……然而，中国大学机构臃肿、冗员泛滥，无形中加大了教育成本。在中国，即使将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进修生乃至函授生都算上，大学的师生比也不过是1比10，有人戏言我国高校“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而在“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大学的师生比平均是1比16.7。
　　而且，随着大学扩招计划的实施，各高校为适应需求争相征购土地、大兴土木、配套硬件、修建公寓。“我国最近五六年造的学生宿舍是过去五六十年所建宿舍的两倍，”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胡瑞文教授说。这些硬件投入也将算为教育成本之中，“羊毛出在羊身上。”
　　庞大的教育成本数据的背后，学校是否做到有效利用呢？上海某高校一位资深教授说，有的高校部分教育经费并未花在学生身上，而在教育成本分摊中却转嫁给了学生家庭。如：高校官员购买豪华进口车、以出国考察为名的公费旅游、公费吃喝等开支，都纳入高校教育成本范畴，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重。
　　多年一直潜心研究教育问题的熊丙奇教授对记者表示，现阶段我国高校教育成本的评估与分摊体系均存在问题，这是教育高收费的主要原因。到如今，“高校教育成本”如何计算，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也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论证。
　　部分高校将教育视为“摇钱树”的观念，也极端地为高校高收费推波助澜。为了拓展教育经费来源，各大高校争相将所谓的热门专业上调30%收费，使这些专业的收费达到8000元之巨，然而，一些相对较冷门的专业，仍不见下调收费。

　　“穷不读书，穷根难断；富不读书，富境不长”，“上学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在我省不少山区农村，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劝学标语。也许有人会嫌此说太过功利，然而它要表达的意思很现实：教育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阶梯。
　　但是现在，这条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路门槛渐高。在3月13日《南方日报》的《一位农民13年收入养一大学生》报道中，有学者指出，全国高校学生的人均学费已经从1995年的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再加上食宿、穿衣等费用，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花费约1万元，4年大学需要4万元。而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纯收入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就是说，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高等学校的收费标准已经逼近甚至在部分地区超过了我国广大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
　　专家言之凿凿，闻者痛心疾首。“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近期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不但城市学生高考入学机会大大高于农村学生，而且清华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新增加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教育差距成为我国城乡之间最主要、最显著的差距。
　　令人忧虑的是，与城乡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相对应，近年来一些地方农村义务教育辍学率出现反弹，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学生和家长抱有这样的心理：“现在学费这样贵，就算大学读出来，如果没有门路，工作也不好找，还不如识几个字就去打工。”现代社会的教育，对于个人来说是学习知识掌握生存本领的重要工具，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则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上下阶层流动的稳定器、平衡器，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当教育背离了机会均等的原则，趋向金钱化，农村和城市贫困群体子女进入大学校门的门槛渐高，贫困和富裕阶层间上下流动的障碍增大，教育这一最有效的扶贫和提高社会公平性的手段就减效了。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教育公平再次成为关注的热点。毋庸置疑，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人们接受教育的不平等直接影响到将来经济收入的不平等，进而埋下城乡、区域、阶层矛盾的隐患，最终会影响到社会的整体稳定和持续发展。目前，我国一方面是教育规模达到了历史上最好水平，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9％，高等教育规模居世界第一位的历史性跨越；但另一方面，在教育领域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后，如何在市场环境中维护教育公平的根本价值，遏制教育的趋利冲动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教育门槛，让学费不再成为中国普通家庭的主要消费支出；如何在教育投入不足、公共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公共教育资源送到最需要的人群中，以较小的投入创造最大限度的公正，不但亟待教育部门反思，而且是实现社会和谐绕不过的命题。

　　今年高考考了578分的高分、还有三好学生加分的王浩军最近有点闷闷不乐。记者昨天在密云县一个偏僻山村见到王浩军时，晒得黝黑的他正在自家院里干农活。他有些无奈地告诉记者，虽然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贫困的家里实在掏不出并不高昂的学费。
　　智障家庭出了高分生
　　毕业于市重点中学密云二中的王浩军是杨家堡村里有名的好学生，他家的贫困状况也一样有名。破旧的小院里，房子的窗户居然还是用报纸糊的。屋里只有一盘土炕和几个柜子，再加上几个凳子，就是全套家当了。
　　王爸王妈说话都不很利索，记者后来才了解到，这对优秀学生的家长均为智障人士。母亲连饭都不能做，父亲尽管症状相对较轻，仍然连小工都做不了，只能在家种地。此外，家里还养了些鸡鸭，以上这些构成了全家的经济收入。好在王浩军从小懂事，除了干活，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从小学到高中，学习好又懂事的他得到身边许多人的帮助。"大家都对我很好。家里亲戚们帮忙，学费由学校减免和政府补助，老师也时常接济，所以虽然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压力当中，但我从来没丧失希望。"
　　在北京郊区出生长大，王浩军却只去过两次北京城。"我当然很想在城里读书，只要能顺利入学，在大学里我会自己想办法挣些钱，这也是我报经济类专业的原因之一。"他这样计划自己未来的学习和工作：大学期间就打工挣钱；毕业后先在城里工作两三年做些积累；然后返回贫困地区为家乡工作。
　　筛选出500名捐助对象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每年高考过后，都会出现一拨贫困学生被录取却不能顺利入学的情况。由共青团北京市委牵头，北京市学联、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联合推出一项针对这些贫困学生的捐助活动----"学子阳光工程"。2005年，活动组织者经过全市调查，筛选出500名家庭条件最困难、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成为受捐助对象。这些学生都已经被国家重点大学本科专业录取。能不能获得捐助顺利入学不仅是他们和家庭命运的转折点，对全社会也是一件影响重大的事情。而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热心人给他们每人每年3000元的捐助。
　　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被捐助的学生普遍表现出很强的自立能力和顽强的学习精神。不久前，一个已经读大二的女孩给自己的捐助人写信说，以后不用再给她捐钱了，她拿的奖学金足够学习和生活之用。
　　"学子阳光工程"的捐助咨询热线电话：66110001/2/3/4/5。
　　国人的教育负担到底多少才比较公平合理呢？
　　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消费一段时期以来被称为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那么，国人的教育负担到底多少才比较公平合理呢？新华网2005年6月13日有一则《教育部规范高校收费普通专业每年不超过六千元》的消息说：今年北京高校收费标准稳定，除了艺术等专业收费每学年在万元左右外，其他普通专业收费一般在5000元、5500元、6000元三个档。高校只许收学费和住宿费，违规收费一律没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曾算过，按照现在的日常运行成本粗略计算，理工科人均培养费一年约1.5万元，文科每年1.2万元至1.3万元。
　　如果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占每生每学年平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一般不超过25％"的规定，理工科学生最多应缴学费3750元，文科学生则应在3000元左右。这样看，有关规定的收费"上限"事实上是一个"提价令"而不是"降价令"，其"规范高校收费"的目的也就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对于目前的收费水准，教育部有关领导曾说，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目前中国高校的收费标准不能算太低。有钱人毕竟是少数，我国还有9亿农民，一个农民光靠种粮食，供一个大学生是不容易的。而此前不久，该官员曾说，相对于培养成本，现在的高校收费不能说很高。
　　这是一个颇有些矛盾的说法。不妨让我们看看目前的高等教育收费及其他各项开支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上。2005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消息：香港《文汇报》援引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5月8日公布"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日本成为学费开支最昂贵的国家，新西兰排名第2，英国则排第3。"教育政策研究所"比较了16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开支，结果显示日本的开支最贵，学生平均一年的教育支出为8930英镑（其中包含五六千美元的学费──作者注），而且没有学费减免。芬兰的学费最为便宜，1年的平均教育支出只是2.68万港元，紧接的有每年平均支出只有2.7万港元的荷兰，以及每年平均支出为3.2万港元的瑞典。欧洲国家平均的教育开支在4.29万和5.9万港元之间。相关人士表示："芬兰的高等教育开支比大部分国家低5至15倍，比日本更便宜29倍。"
　　从绝对数字上看，日本的学费可能的确是世界最高，每人一年教育总支出8930英镑，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按1英镑相当于人民币12.34元的汇率计算，一年费用为每人11万元。但是，比较绝对数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充分考虑的是相对购买力。旅美学者薛涌在2005年6月1日的《东方早报》写道：以人均GDP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美国则为3.6万美元，日本也超过3.1万美元，分别是我们的36和31倍。考虑到日本的人均GDP是我们的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就每年超过1万元。
　　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颇有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步天下"气象。还应该考虑到，从人均数万美元收入里支付11万元人民币跟从人均不到一千美元里支付3550元，是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绰绰有余，后者可能连养命钱都不保。更何况我们现在9亿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远不到3000元。
　　我十分赞同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黄卫华的观点：教育资源相对于教育需要来说总是不足的，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管理不善仅仅是中国教育高收费的浅层次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教育供给垄断和教育供给等级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企业化行为、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资本化。说白了就是教育权力寻租。"教育产业化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教育部门不承认教育产业化，但是政府的决策，包括高校扩招和高校收费都是按照教育产业化的理念来做的。"在教育垄断和等级制不除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只许自己的权力产业化，不许别人的教育权利产业化。
　　在这种情况下，"扩招的一代"即使作为同时代的"佼佼者"，同样必须为别人──也就是他们的父兄辈的错误决策买三份单：第一份，为扩招的大学基础建设买单，付出世界上最昂贵的学费（据黄卫华介绍，目前高校所有的钱，40%用来发工资；35%用来盖房子；25%用于其他方面日常支出）；第二份，为扩招后大学教育质量的普遍下降买单；第三份，是将来要买的单，为大学学费阻断了万千贫寒学子的上升之路、进而有可能形成阶层固化的"断裂社会"买单。 （童大焕）

　　(摘自《北京晨报》)

　　五六千元一年的学费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这笔费用就像是压在他们身上的一座大山。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目前的高校收费水平让部分贫困家庭不堪重负，尤其是低保家庭借债供子女读大学的情况较为普遍。
　　今年46岁的张珉是一位柔弱多病的单身母亲，谈起儿子的大学学费她忍不住几次捂着脸哭泣。2003年，丈夫突然去世，全家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支柱，已下岗多年的她只有靠每月460元的低保金和儿子艰难度日。去年，儿子考入山东潍坊交通学院，这本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但张珉却说自己接到学校电话通知的一刹那，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用什么供儿子上学？
　　张珉说，第一年开学交了6000多元，包括学费、住宿费、军训费。除了亲戚朋友给的部分援助以外，她还向两位同事借了3000元。另外，她每个月从低保金中拿出200元寄给儿子。
　　"今年要交5000多元学费，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听说过贷款上大学的事，但是怕到时候还不上钱，被银行告上法院，还是借人情债踏实点。"她说。
　　让张珉担心的是，这笔人情债什么时候才能还上。"三年大学上下来，我们至少要借债1.6万元，只能等儿子工作以后慢慢还。可是，现在大学毕业生那么多，就业形势那么难，找个工作又能挣多少钱？"张珉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儿子毕业后以每月工资1000元计算，除去他的个人花销，可以结余200元，要还清上大学所欠的债务需要将近7年时间，还要保证一家人不生病，没有其他大项开销。
　　53岁的彭友臻和张珉有着同样的担心。自从上世纪80年代农转非来到城市后，他们夫妇一直没有工作。现在，一家人靠丈夫每月300元的打工收入和"低保金"维持基本生活，"但是，自从女儿考上大学以后，我们一家就被每年的学费压弯了腰。"
　　彭友臻说，女儿第一年开学要交4800元学费，我们把这几年的一点积蓄拿出来，勉强凑够了。再加上生活费，上大学一年的总花费大约9000元。孩子上完三年大学，我们不仅积蓄全用上了，还借了6000元债。今年孩子又考上了专升本，打回电话来说，升本后一年学费要7000多元，当时就把我吓了一跳，学费怎么这么贵啊？
　　校收费的变化给每一个有大学生的家庭都带来了切实的感受。济南市历山路居委会书记张怀梅回忆说：大儿子1993年考上大学，学费一年900多元；二儿子1994年考上大学，学费就涨到了2700多元；现在，每年学费要达到五六千元。12年间，高等教育学费翻了6番。再看家庭收入，1993年，我们的家庭月收入1000多元；2005年，达到3000多元，翻了3番而已。
　　"就是我们这样比较富裕的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也赶不上大学学费的上涨速度，困难群体要负担一个大学生就更不容易了。"张怀梅说。

　　(摘自《新华社》)

　　7月13日，高考分数出来后，家住湖南省娄底市工程公司的王典明可谓喜忧参半：3个儿女在今年高考中齐上本科线———个重点本科，两个普通本科，可昂贵的学费令全家一筹莫展。
　　寒门三学子齐登光荣榜
　　年近50岁的王典明原是娄底市工程公司预制构件厂的工人，10年前下岗后一直在外打零工。妻子申凤龙没有工作，靠到处帮工赚些油盐钱。两人一年的收入不到8000元，这对同时有3个孩子上学的家庭来说，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2004年8月，王典明在打工时不慎从二楼坠落，造成左大腿、左手4处粉碎性骨折，花去医疗费3.4万元，出院后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原本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他们一家住在简陋的工棚里，冬天四面漏风，夏季酷热难当。
　　目前，王家已负债10多万元，为节省开支，全力供儿女上学，申凤龙已经6年没回过邵东娘家看亲人。买菜时，捡的都是别人不要的残根剩叶。孩子们的衣服鞋袜，全靠亲邻周济。2005年春节，王家才花了60多元，仅买了1.7斤糖果、几斤肉。水果是这个家里难得一见的奢侈品。高考那天，申凤龙塞给孩子每人10元钱买零食，可高考一完，这10元钱又回到了她的手中。孩子们说父母挣钱太不容易了，省着以后交学费。
　　生活虽然艰苦，但只要一提到3个孩子，夫妇俩的脸上便写满了自豪。儿子王俊和孪生女王辉、王婷，3人从小非常听话，学习刻苦，体贴、孝顺父母。王俊先在农村上学，入学晚，和两个妹妹是同年级，后转入楚英学校就读。由于经济条件差，王家的三个子女都没在学校寄宿。无论是在楚英学校就读的王俊，还是在三中就读的王辉、王婷，每天都是步行往来于4里多路的家校之间。
　　当记者问起他们晚上一般在哪里学习时，在三中就读的王辉说：由于家里住房条件差，灯具不足，在家学习倒不如在教室里多呆一会儿，所以她和姐姐一般晚自习后再坚持在学校学习一阵子。他们也因而成为娄底三中最后离开学校的学生。本来太晚了不开门的，但是看门的师傅被姐妹俩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打动，每晚默默地给他们开门送行。
　　高考前，王俊在上课的时候感到肚子疼痛厉害，到医院一检查，确诊患有肾结石，其右肾因结石大量积水，情况危险，医生建议立即做手术。可是，高考将近，想到父母的多年劳苦和自己为高考所做的努力，王俊只上医院做了稳定病情的简易治疗，随后忍着巨痛回到了紧张的学习中。
　　考试那段时间，王俊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重。为了抓住高考的机会，王俊以顽强的毅力强忍疼痛，直到考完最后一科。刚一考完，他就立即被抬上了手术台。
　　圆梦大学寄希望于社会
　　因单位改制，王典明的住房被卖。目前他又将面临搬迁。“搬家没什么，反正这个家已经是家徒四壁，关键是孩子们的学费还没着落，着实让人心焦啊。”眼看着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王典明夫妇一筹莫展。在好心人的提醒下，目前王典明夫妇正奔走于当地相关部门之间，想争取得到一些支持。
　　“无论三个孩子读得成读不成大学，我们这把老骨头最起码得要尽自己的努力再争取一下，这样，做家长的才对得起这些懂事的孩子。”老实巴交的王典明夫妇很无奈地说。
　　据估算，如果三兄妹全部上大学的话，这个家庭至少要支付10多万元。这对于王典明这个下岗职工简直是天文数字。三兄妹能否上得了大学，唯有寄希望于社会了。

　　(摘自《东方新报》)
　

　　记者从沈阳市政府了解到，沈阳今年将采取政府投入、多渠道筹措资金的办法，对考入大学和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贫困家庭的学生开展救助，确保今年考入大学的2000名贫困家庭学生迈进大学校门。
　　据统计，沈阳今年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3万人，高中阶段的贫困学生6500人，考入大学的贫困学生2000人，初步估算，救助这些孩子上学，大约需要资金2000多万元。
　　为缓解以上贫困学生入学难问题，沈阳此次出台的扶困助学内容包括：对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免收"一费制"中的部分费用；对高中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收学费、课本费每生每学年600元；对今年考入大学的贫困学生每生补助3000元。

　　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自2004年开始实施。数据显示,在2004年6月实施以来的一年中,全国已审批贷款学生65.28万人,已审批合同51.49亿元,而自2000年这一政策实施以来,全国累计审批贷款学生152.93万人,累计已审批合同122.53亿元,这说明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几乎相当于这一政策实施5年来前4年的总和。
　　"新的运行机制是国家助学贷款在过去一年中增量迅速的原因。"全国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光明说。据他介绍,风险补偿金制度、经办银行招标制度、加大学校管理职能、延长还款期限和贴息制度等完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之前困扰着国家助学贷款的一些问题,从而展现出了活力。
　　新机制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之前银行方面所反映的风险问题。由于学生贷款是信用贷款,学生毕业后的流动性又很大,如果产生了风险没有人给银行承担,就会导致银行的积极性不高。由财政、学校、银行三方承担风险的风险补偿金制度可谓对症下药。
　　张光明举例说,假设银行放贷的总额是100万元,风险补偿金为10%,那么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就会得到由财政和学校各承担一半的共计10万元的风险补偿金。以学生还款期为毕业后6年计,10年后,银行再核定有无损失。如果流失了15万元,那么银行只承担了5万元的风险,但如果流失的只有5万元,那么富余的5万元风险补偿金就是银行的利润了。
　　加大学校的管理职能也降低了风险。之前,由银行来审核贷款学生的资料,学生的相关信息源自学生自己的表述,当中难免有一些不实之处。新机制实施后,对学生的初审工作由全面而准确地掌握着学生实际情况的学校方面来负责,使风险降低。同时,这项工作也促进了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因为审核学生资料这项庞杂的工作使其工作成本非常高,现在由学校负责初审,成本降低,工作效率也高了起来,促成了对学生贷款数量的快速增加。
　　另外,将还款期由之前的4年延长为6年,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以及学生在毕业后第1至2年内确定还款时间,都降低了风险,从而促成这项工作在一年内成绩显著。
　　但是,从全国来看,这项工作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仍然存在。中央部属院校和湖北、河南、辽宁、山东等地方的工作开展良好,2004至2005这一学年中,中央部属院校申请贷款的学生在经办的中国银行的支持下90%获得通过,在湖北,获得审批的学生为5.1万,在河南、辽宁、山东则分别为4.2万、2.86万和2.44万。
　　但是,在一些西部不发达省份,银行对风险的忧虑依然存在,在投标时提出的风险补偿金的比例也高于中东部地区的银行,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综合的因素使这些省份的助学贷款工作进展不好。而现实的情况是,越是这些省份,贫困学生越多,对助学贷款的需求越大。因此,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放在进一步推动这些省份的工作上。(王庆环)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