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
　　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
　　60年前，当中华民族最终夺取百年历史上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血火淬炼的抗战精神，在历史的星空定格成永恒。
　　6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处于又一个关键时期。伟大的抗战精神昭告我们：万众一心，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敢于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能击败任何外来侵略，而且必将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历经百年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历史性的转折。爱国主义旗帜下的大团结、大联合，既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首要前提，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保证。
　　68年前的盛夏，卢沟桥畔的炮声点燃全面抗战的烈火。在递交国民政府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中国共产党郑重表示：愿立即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开赴抗日前线。
　 “宣布改编命令的头一天，许多战士感到难以接受，纷纷冲我问：打日本鬼子为啥非得穿国民党军服？打日本鬼子非得服从国民党吗？”当时在红军担任排长的李荣之回忆说，“一些老战士甚至气得摔碗、摔盘子……”
　　10年内战，让国共双方积下血海深仇。但心系民族安危的中国共产党，关键时刻把民族利益置于首位。“军团参谋长左权动员说：现在，中国处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为了抗日，我们戴个国民党的帽子有什么关系？我们跟着他的口令，脱下五星八角帽，戴上国民党军帽。”当年的一幕，李荣之记忆犹新。
　　心系民族大义，自然胸怀磊落。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曾被讥为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伴随“我们万众一心”的雄壮歌声，四万万同胞同仇敌忾，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
　　——活跃于白山黑水的满族、朝鲜族抗联将士，让华北日军闻风丧胆的回民支队，驰骋鄂尔多斯草原的蒙古族抗日骑兵游击队，用锄头、碾子等原始器械夜以继日在深山丛林中修建滇缅公路的滇西各族民众……辽阔的中华大地，抗日的烽火四起。
　　——国共携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纷纷成立，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主张各异、政见不同的党派、团体捐弃旧怨，共赴国难。从北国到南疆，从前线到后方，从军人到百姓……全民抗战的大潮让侵略者“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妄言彻底破灭。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把兵当”……社会各界爆发出的抗战热情，让60多年后的人们仍然不能不为之动容。冒死保护抗日将士，多少百姓牺牲在日军的屠刀之下；倾心捐款捐物，多少普通家庭不惜变卖珍藏。爬过硝烟弥漫的新垃圾桥，女童子军杨慧敏为奋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送来中国旗帜；跨越风雨征程，台港澳同胞心系祖国，积极支援抗战；远在海外的爱国华侨在捐款捐物、认购国债的同时，纷纷回国，奔赴前线……
　　“我们选择回国，就没想活着回去，就是要跟日本人拼，随时准备死！”电话里，远在昆明的王亚六回忆往事，激情难抑。抗战期间，共有30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回到祖国，在“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从事汽车运输、维修。年已87岁的王亚六，就是13名健在者中的一位。
　　"我们是代表800万在南洋定居的华侨回国抗战的。回国前，陈嘉庚对我们说：抗战没有胜利，你们就不要回来。"
　　抗战胜利了，1000多名华侨机工却再也无法回去。“滇缅公路是当时云南的各族百姓用手抠出来的，路况极差，非常危险。很多人翻车死了，一些人得病死了，还有不少人被日本飞机的炸弹炸死了……”王亚六感慨地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那个时候，才能体会到这句古话的分量。”
　　“我们为什么能打败日本？”家住南京城西的王楚英，常常这样问自己。这位82岁的老人，14岁投身抗日，从淞沪会战到武汉会战，从远征东南亚到重新打回国内，与侵华日军整整对阵８年。
　　“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到湖南芷江洽降。我负责芷江机场警卫工作，亲眼看到日本乞降使节、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走下飞机，把军刀交给中国军官。狂妄的今井武夫，这时候终于低下了头！”
　　10多天后，同样负责警卫工作的王楚英，又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见证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9月9日8时52分，我打开礼堂里所有的灯光，中国5位受降代表入座。然后我就看到，冈村宁次一行7人被带进会场，垂头丧气地向中国受降代表鞠了一躬。冈村宁次解下佩刀交给中方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随后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不知是紧张还是别的原因，他竟把章盖歪了。”
　　"只要四亿中国人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王楚英说，"抗战获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抗日统一战线下，国家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团结。"
　　一个不能团结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缺乏凝聚力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
　　“民族大团结是抗战精神的核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认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既是抗战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经验。“民族生存需要它，民族发展需要它，当前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华民族，更加需要它！”
　　面对凶恶的侵略者，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慷慨赴死、不怕牺牲、百折不挠、艰苦奋斗，是抗战将士留给后人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块黑石上镌刻的这封家书，让无数观众动容。这是.31岁的东北抗联战士赵一曼，牺牲前夕写给幼儿的绝笔信。
　　国难当头，英烈辈出。从杨靖宇、彭雪枫、左权，到佟麟阁、张自忠、戴安澜……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中的爱国将领，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曲荡气回肠的爱国之歌。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1937年，日本年产钢580万吨，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大炮740门。而当时的中国，钢的年产量只有４万吨，军事工业薄弱，只能生产一些轻武器……
　　这又是一场让侵略者胆寒的战争：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狼牙山五壮士毅然砸枪跳崖；被敌围困河边，誓死不屈的8位女战士挽臂沉江。整个抗战期间，中国以伤亡3500万人的惨重代价，牵制60%以上的日本陆军总兵力和大量的海空军力量，最终打垮了骄横一世的日本法西斯……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1934年11月24日，39岁的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在就义的刑场上，以树枝作笔，大地为纸，赋诗一首，气贯长虹。
　　“命在旦夕，你们不要管我。城内有我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说：‘忠孝不能兼全，万一不幸，她儿子为国死了，也是光荣！’”——1937年7月28日，日军猛攻北平南苑，第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部奋勇杀敌，身负重伤。士兵劝他离开火线，赵登禹含泪这样回答，语毕，便倒在血泊之中……
　　以身殉国日，血沃中华时。艰苦的磨难，压不垮中国人民；残暴的敌人，只能激发起中华民族誓死抗争的英雄气概。
　　左权县，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县。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制造了120多起血腥惨案，伤亡人数达12000多人，占全县总人数的13%。屠杀手段极其残酷，有“机枪点名”、勒马分身、开膛剖肚、凌迟刀刮、割舌剜眼、挖坑活埋、毒菌致命等20多种。“但左权人民没有被吓倒，8年抗战不仅有5100多人参加八路军，而且捐军粮8000多万斤，军鞋80万双，支前21000多次。”山西省左权县党史办原主任程文华说。
　　抗战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
　　淞沪会战、忻口太原之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和徐州会战、保卫武汉……在全国人民推动下，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在正面战场奋起抵抗。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广阔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武装，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8年抗战，中国的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进行重大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4万余人、伪军118万人，接受投降日军128万余人、伪军146万人。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到哪儿去了……”优美动听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讲述了一个壮烈的故事：在山坡上放牛的王二小，把准备进村“扫荡”的日军，带进八路军的伏击圈。发现上当后，敌人疯狂地把刺刀刺向他的胸膛……
　　这位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到底是谁？虽然有关方面曾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到许多线索，但最终仍无法确认他的原型。正如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张宪文所说：“王二小到底是谁并不重要，因为抗日战争期间，这样的小英雄很多很多。王二小只不过是千百个小英雄的代表而已。”
　　爆炸英雄李勇、女战斗英雄吕俊杰、神枪手李殿水、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杀敌英雄王克勤……60多年前出版的《晋察冀画报》，记录了一个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怕牺牲、英雄顽强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视死如归、奋不顾身的英雄行为，确保了全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军事经济学院政治教研室教授王松说。
　　战争是国力、军力的比拼，更是意志、精神的较量。英勇抗战、众志成城的中国军民，让侵略者也不得不赞叹、“佩服”。日本名将阿部规秀被击毙后，日军驻张家口警备司令小柴致信八路军杨成武将军：“麾下之部队武运亨通，长胜不败，鄙人极为钦佩。”许多日军士兵慑服于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气概，在战场上主动投诚，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事业，成立“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等反战组织。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66前的早春，34岁的冼星海根据诗人光未然的诗作，只用６天时间，就创作出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唱响“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时代强音。
　　振聋发聩的吼声，伴随黄河的滔滔水音，传送至今。这是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誓词，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宣言，也是抗战精神生动、有力的诠释和展现。冼星海唯一的女儿冼妮娜谈起这部作品动情地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我们今天的事业仍然需要这种精神，仍然需要唱响新时期的‘黄河大合唱’。”
　　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抗战的历史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奋勇前进，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1938年5月，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一间简陋的窑洞里，一连几天，毛泽东或奋笔疾书，或闭目思考。一天晚上，警卫员找来一盆炭火，放到地上，让他暖脚。
　　当天深夜，警卫员突然听到呼唤，过去一看，发现毛泽东的棉鞋正冒着青烟。警卫员一边灭火，一边着急地说："鞋烧着了，怎么都不知道？天这么冷，没棉鞋穿怎么行？”毛泽东笑着说：“正在思考问题，没有发现……”
　　不久之后，毛泽东思考的成果--５万多字的《论持久战》，在1938年7月出版的《解放》杂志上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抗日战争究竟将如何发展？中国能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危亡关头，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沉重思考，灼痛每个中国人的心。
　　“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这是“亡国论”者的论调。
　　“敌人正作最后的挣扎”“只要打三个月，外国必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这是“速胜论”者的看法。
　　战略判断决定战争全局，进而影响国之存亡。
　　关键时刻，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写就的《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系统阐述了全面全民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拨开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重重迷雾，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使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不得不佩服。程思远的回忆录说，白崇禧对这篇文章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白崇禧向蒋介石介绍后，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后来，这篇文章的精神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国难当头，方见中流砥柱。8年抗战，有人观望，有人幻想，有人动摇，有人退却，而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立场始终如一。全面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正确主张，贯穿风云变幻的抗战历史，成为这段峥嵘岁月活的灵魂。
　　历史忠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的艰辛努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1933年1月，毛泽东、朱德向国民党军队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2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十年内战基本结束；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中国人民指明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正确道路……
　　“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抗战前景难以想象。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核心作用，是抗战胜利的根本因素。”长期研究抗战史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岳思平说。
　　冲破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万里长征的4万名红军战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万名走出深山的游击队员组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无数支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敌后，游击作战……到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所抗击的日军，占侵华日军总数的75%，同时还抗击着几乎全部的伪军，成为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中流砥柱和抗日的中坚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春达到19个，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
　　一张巨大的《百团大战要图》上，无数红色箭头“扑”向铁路和城镇：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共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破坏铁道474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日军遭到沉重打击后惊呼：“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参谋曾回忆说：“八路军的抗战意识极为旺盛，共产党地区的所有民众，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进，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奇袭、包围，而陷于苦战。”日军感叹：“对付中共军队，犹如割断根深蒂固的野草，费尽力气而又毫无成效，真正是无能为力。”
　　民族救星共产党，国家干城八路军。游击战、运动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发明的一系列战略战术，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诞生于烽火岁月的《在太行山上》，真实记录了人民战争的壮伟场面。
　　胜利的旌旗，浸透烈士的鲜血。8年抗战，敌后抗日武装伤亡60余万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时，年仅37岁；东北抗联将领杨靖宇牺牲后，日军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英雄壮举惊天地、泣鬼神。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伟大的抗战精神，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新的元素和更为丰富的内涵。这是一面旗帜，迎风招展，猎猎飘扬。这是永远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五月九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今年九月三日，中国人民也将迎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本社特派记者已赴莫斯科采访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庆典，同时，为纪念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本社还派出多个报道组深入辽宁、吉林、北京、山东、山西、云南等地，下一步将派记者到淞沪、两湖、两广、豫、皖、赣、苏、浙等地，重访昔日抗日战场，忆峥嵘岁月，缅历史风云，吊牺牲英灵，听先辈倾诉，览存世资料，鉴民族精神。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曾有过二千余年的友好交往。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却不断膨胀侵略中国的野心，一九三一年又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军强占东北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到了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形成全国性的民族战争。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这场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役二百余次，大小战斗近二十万次，总计歼灭日军一百五十余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一百二十八万余人。
　　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共领袖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初写下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八个多月中，陆空两面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和无党无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麒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实现了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踊跃投身于这场神圣的战争中。其中多少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我们实在无法用笔尽述。
　　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尽了自己的伟大责任。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独自奋战了四年时间，承担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全部压力。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六成以上的陆军，使它陷于其中而不可自拔，有力地配合了苏联的对德作战和美英在太平洋的对日作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支持。苏、美、英都曾在经济上援助过中国，苏联、美国组织航空部队来华，许多飞行员长眠在中华大地。还有许多国际友好人士来到战时中国，或报道、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或组成医疗队援华，或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一些日本进步人士和改造后的日军战俘投身反战活动。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
　　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三千五百多万人，财产损失及战争消耗达五千余亿美元。抗日战争结束后，盟国在东京设立国际法庭对战犯进行审判。发动侵华战争的元凶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判处绞刑。此后，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设立了法庭审判战犯。侵略者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前世不忘，后事之师。历史问题目前仍然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胡锦涛主席最近提出的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之一，就是要"切实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日方把侵略战争表示的反省落实到行动上，能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历史问题。同时，中国领导人也一再重申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毛泽东早在《论持久战》中就曾说过，"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在六十年之后缅怀战时风云、回味胜利喜悦，正是为了不忘昨天、告慰先烈，弘扬抗日战争中孕育出不屈不挠、共御外侮的民族精神，正是为了珍惜今天、激励后人，维护和平环境、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长期从事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军事科学院军史所研究员岳思平在"七·七"事变六十八周年前夕接受本社记者访问时表示，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不仅赢得了中国自身的民族独立解放，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他说，中国人民是最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对于动员和推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起到先锋和带头作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军民就独立担负起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重担，第一个举起了反对法西斯战争的旗帜，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一九三七年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爆发的起点。而中国的全国性抗战也由此爆发。随后，中国第一个正式建立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发展和巩固起到了先声作用。
　　专注于抗战史研究数十年的岳思平著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全国解放战争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抗日战争卷)和《八路军抗战史》等二十余部著作。获国家图书奖和全军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共十余项。
　　中国抗日战争也推动和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岳思平说，日本法西斯以独占中国为首要目标，进而鲸吞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企图与德、意法西斯共同主宰世界。不言而喻，日本法西斯既是中国人民的劲敌，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仇敌。一九三六年七月，毛泽东把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作为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进一步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订立反侵略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反对德、日、意侵略战线。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推动下，中、苏、美、英等二十六个国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共同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后正式形成。这对于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中国对于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是功不可没的。
　　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消除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中华民族以伤亡三千五百万人、直接经济损失一千亿美元和间接经济损失五千亿美元的巨大代价，抗击了日本法西斯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共歼灭日军一百五十余万，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对战胜日本法西斯、打破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岳思平认为，从战略上，中国抗日战争积极配合和支持了盟国的作战，不仅打破了日军北进苏联的计划，而且迟滞了日军南进太平洋的行动，彻底粉碎了德、日法西斯北攻高加索、中东，南攻澳大利亚、锡兰，在埃及和印度实现东西会师的战略企图。同时，为苏、美、英等国先打德国再击日本的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岳思平强调，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因而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信赖。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战胜国之一。中国持久抗战，不仅根本扭转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远东局势，而且改变了战前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并统治世界的格局，中国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因素。

　　7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68周年纪念日。中国抗战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场相对独立的反侵略战争，对反法西斯阵营最终获胜起到了独特作用。
　　两个月前，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之时，英国《卫报》刊文指出：中国抗战使日本侵略军深陷中国战场，是盟国能够战胜法西斯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说明中国抗战的丰功伟绩不但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得到西方普遍认可。
　　综而观之，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独特作用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在精神层面，给予了反法西斯阵营以极大鼓舞。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全面爆发时，中国人民已与日本法西斯进行了多年殊死搏斗。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与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日本侵略军誓死周旋，血战淞沪、大战台儿庄、掘堤黄河、火烧长沙，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以血还血”的英雄气概。
　　在物资层面，极大地消耗了日军实力。中国抗战的特点是全民抗战，是持久战、游击战，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这是对付强敌的法宝。在抗战中，中国军民不怕挫折和牺牲，东北沦陷守华北，华东失陷守华中，战罢南京战武汉，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结合，以各种手段打击侵略军，先后在平型关、台儿庄、昆仑关、万家岭等地及印缅与日军反复血战，风起云涌的举国游击战更使日军疲于奔命。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损失130多万人，其准备用于太平洋战争的各种战略物资，如钢铁、石油、弹药、军械等，被迫提前消耗，这也是日军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战略层面，中国抗战打乱了日军战略部署，为盟国调整部署争得了战略间歇。
　　首先，中国抗战破坏了日军“北进”计划。二战前，日本战略界在其侵略方向上有“南进”、“北进”之争。日本陆军主张“北进”，海军主张“南进”。“北进”是对苏作战，以陆战为主，但日本百万陆军深陷中国战场，已无力对苏作战。无奈之下，日本只得放弃“北进”，掉头“南进”。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及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日本都曾考虑配合德军进攻苏联远东地区，也因陆军主力无法从中国战场抽身而作罢，苏联因此避免了两线作战不利局面的出现，这是苏联在德国法西斯重压下能苦苦坚持并能反戈一击的重要战略原因之一。
　　其次，使日军不能全力以赴“南进”。日军虽选择了“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但中国抗战使日本难以集中大量陆军用于太平洋战场。结果，日本只是动用了区区20多万陆军“南进”，难以有效占领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谈到中国抗战的作用时曾动情地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败了，日本军队就可以占领澳大利亚，进兵印度，并一直冲到中东，再与希特勒来一个会师，孤立苏联，其战略后果将不堪设想。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由独力抗击日本侵略发展到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始终把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上，并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人民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中国人民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不同的特点，它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侵略、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在战争形态上，则表现为一系列弱小国家反对日德意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接连不断的局部战争，逐渐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全面战争。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形成法西斯侵略战争策源地的国家。早在19世纪末，日本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时，即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把"大陆政策"定为它的基本国策。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发动以争夺我国东北为目标的日俄战争，先后从中国攫取了台湾、澎湖和旅顺、大连等地权益，勒索了巨额战争赔款，从而增强了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世界列强中新崛起的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1927年7月，日本内阁政府提出所谓解决"满蒙政策"的"田中奏折"，宣称"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可以用'满蒙'作基地，假借贸易来征服中国四百余州，就可以利用'满蒙'的权力作为司令塔来攫取整个中国富源，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它露骨地表明了日本先夺'满蒙'，后取整个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和侵略步骤。同时，它也表明日本已由一般帝国主义向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的转变。
　　世界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把战火是由日本点燃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打响了轰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第一炮，从而先于欧洲在远东形成第一个战争策源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局部战争不断扩大，从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完全按照"田中奏折"所确定的侵略计划实施之。它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构成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九一八事变不是只有局部性的中日两国的地区性军事冲突，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实现其灭亡中国，称霸亚洲，建立大东亚帝国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
　　所以，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在东北兴起的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和东北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和影响下，激于民族义愤，冲破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组成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抗日游击战争，遍布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的70多个县，到1933年，抗日武装发展到3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到全国抗战爆发前发展到11个联军共4.5万余人，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东北三省的抗日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14年里，东北抗日联军等部共歼灭日军22万余人。毫无疑问，九一八事变后兴起的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1948年在远东军事法庭曾说："如果我们可以指出一定的日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血腥时期的开端的话，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战后，日本许多历史学家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满洲'(九一八事变)为导火线而开始升起的"。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不是以东北作为其侵略的最终目标，而是以它作为基地和跳板，进而侵占整个中国，再扩大到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五相会议确定了"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的基本国策，并据此确定了陆军"北进"、海军"南进"和全面侵华的方针，企图以侵占中国为其征服世界的战略出发点，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为了寻求国际力量的呼应，并出自全球战略的需要，日本于1936年11月25日与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个协定，"柏林--罗马--东京"法西斯轴心国侵略同盟正式形成。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化、侵略扩张的道路上狼狈为奸，终于在重新瓜分世界、反共反苏的共同目的下紧密勾结在一起了。日德意三国同盟的成立，表明三个法西斯国家形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政治契约，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全面爆发的一个重要标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是在日德意结成法西斯侵略同盟之后，日本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的标志，这既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全球侵略计划的重要部分。所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全国抗战的开始，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以七七事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中国首先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举国一致，奋起抗击，实行全民族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广阔的敌后战场和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与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在战略上对日军构成夹击态势，陷敌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中国军队在战略防御阶段先后进行了淞沪、平型关、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歼灭日军44万余人，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克强的有效作战方式，粉碎了日本法西斯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企图。到1938年10月，日本速战速决战略破产，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此时，日本将其陆军32个师、海军2个舰队和28个航空中队，分别占其陆军总数的94％、海军的2／3和航空兵力量的60％，投入到中国战场。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双方投入兵力达400余万人，战火遍及10多个省区，交战地域约60余万平方公里。中日战争成了当时世界基本矛盾在亚洲全面激化的最高形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世界进步力量以不同的方式声援中国抗战。首先强烈谴责日本法西斯侵华行径、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的是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各阶层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爱因斯坦、罗素和罗曼罗兰等国际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谴责日本的侵华政策；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中国抗战以有力支持，随后苏联又向中国政府提供4笔贷款，并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对日作战；朝鲜、苏联、印度、加拿大、美国等10余国志愿援华友人陆续来到中国战场，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各国人民通过捐款、捐物和拒购、拒运日货等方式，支援中国抗战。美、英、法在1938年后为防日本"南进"，逐渐改变中日战争之初的两面政策，也以贷款形式给予中国抗战一定的援助。
　　总之，随着七七事变成为由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折点，世界政治的焦点亦由欧洲转向亚洲、远东。中国抗日战争的胜败，直接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美国二战史委员会主席和国际二战史委员会副主席戴德华教授和以色列教授夏阿龙等人撰文明确提出：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打破了日德意法西斯瓜分全球、称霸世界的图谋。中国战场成为世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
　　日德意三个轴心国为实现瓜分全球，称霸世界的图谋，从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起，就一心追求在政治、军事和技术情报方面进行"广泛的紧密合作"。然而，整个二战历史表明，轴心国的政治军事同盟是极其脆弱的，特别是一度雄踞欧洲和东方的德日两国，未能实现其预定的战略协同计划。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各怀鬼胎，互蓄异志。签订条约和协定，只是要求对方支援，只顾己方的需要，不承担履约的责任。二是中国战场坚持持久抗战，始终抗击和牵制日军主力，从而打破了日本的"北进"计划，遏制和迟滞了日本"南进"的侵略步伐，使日本不能在德军需要战略配合之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从而使德国企图勾结日本东西夹击苏联和德日两军会师中东的计划无法达成。因为中国抗日战场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枢纽点。如果日德意法西斯的军事行动能在东西两大战场联成一气，那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将难以预料。所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如何，对于苏联对德作战和美英等国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都有直接的影响，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变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至8月，日本关东军先后在中国境内挑起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与苏军发生武装冲突，企图以此推动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并以武力试探苏联的虚实，结果由于中国抗战对日军主力的牵制，使日军在兵力悬殊之下均遭失败。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石原莞尔说："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之所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设日本一旦与中国议和，则日本即可威胁苏联，领导远东"。可见，使1938-1939年深感"无论西线还是东线，战争都有一触即发之势"的"现实威胁"的苏联，能够摆脱东线威胁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抗战对日本陆军主力的打击和牵制。前苏联元帅扎哈罗夫说："日本之所以未立即对苏开战，是因为它的大量军队被牵制在中国。"
　　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亲自接见日本访德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上将，告诉他，"希望尽早返回日本，请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罗甫电示驻日大使奥托："使用您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参加对苏作战"，并提出"以德日在冬天以前会师西伯利亚路线为当然的目标"。日本外相松冈在1941年6月22日至28日的内阁联席会议上，力主对苏开战，以与德国法西斯配合，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并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但从中国关内抽调5个师加强关东军的计划却遭到日本政府军方的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说："日本现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因此，日军大本营最后只好无可奈何地决定："只有等待斯大林垮台，或远东苏俄地区混乱，有利于日本进展的时候，才使用武力解决北方"。中国抗日战争又一次解除了苏联的后顾之忧。
　　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里宾特罗甫再次向日本提出："日德两国应迅速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握手。"当时列宁格勒被围，莫斯科危在旦夕，苏联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倘若日本答应德国的要求，从远东地区进攻苏联，使苏联处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其后果不堪设想。但此时日本正集中兵力强化侵华战争，对中国敌后解放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大"扫荡"，企图巩固其"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基地，早日结束侵华战争而转向南进。1941年12月初，日本陆军共51个师，其中35个师用于侵华战争，占其陆军总兵力的69％。由于中国抗日战争消耗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才使其无力"北进"发动侵苏战争。当时日军大本营统帅部决定："不管德苏战争如何演变，以昭和二六(1941)年度内放弃解决北方的企图"，为的是"对中国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方案"。正因为这样，苏联在得到这一情报后，才大胆地从远东地区把兵力不断西调，以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仅莫斯科战役期间，苏联就从远东方面军调出15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及部分坦克、航空兵部队。从1941年冬至1944年秋，苏联从东部西调了39个师21个旅和10个团，计40．2万人，还从太平洋舰队调走12个海军陆战旅，计14万人，总共从东部向西线抽调了54．2万人的兵力，5000多门火炮，3300多辆坦克。这就大大地加强了苏联西线对德作战的实力。对此，苏联元帅崔可夫曾以感激的心情说过："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日本被迫放弃"北进"侵苏，"南进"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也同样因其主力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而一再推迟。
　　1940年春夏，德国进攻西欧，法国败降，英军被赶出欧洲大陆，希特勒称霸西欧。日本本来可以在英、法遭受德国袭击、无暇东顾，美国又尚未直接卷入同德、意、日冲突的情况下，趁机南下，向太平洋地区扩张，以攫取英、法、荷、葡在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但此时的中国战场正在对日进行百团大战，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因而日本拒绝了德国的要求。日本访德特使寺内寿一上将解释说："中日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当时，日本陆军共49个师，其中38个师陷于侵华战争中，占陆军总兵力的78％。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日本在当时只能叹惜："坐失良机"，"南进"计划不得不推迟执行。
　　1942年3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罗甫和日本驻德大使大岛商讨轴心国的战略问题时，要求日本应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以配合德国向中东和高加索进军。当时丘吉尔清楚地预见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局势的严重危险，他认为："日本在今年只有占领中国，才会取得重大结果。......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但是，中国抗日战争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愈战愈强，致使日本陆军根本腾不出手来。由于其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力不从心，终于不得不否决海军头目的建议，使日德在中东会师的战略计划成为泡影。到1943年11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发动战略反攻时，日本还有64％的陆军计43个师另24个独立混成旅，和45％的航空兵计75个飞行中队被牵制在中国战场。而在太平洋上的日本陆军兵力则不足30％，计22个师；航空兵占44％，计72个飞行中队。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直至战争结束，日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始终为中国战场所制约。战后日本许多战史著作公认：日本"在对美英开战后，日本陆军主要战场在客观上仍然是中国大陆"，"当太平洋上的战火已经燃烧到这般程度的时候，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中国抗战对反法西斯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曾得到西方盟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2年春，罗斯福曾庆幸地对自己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突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英国著名军事评论家富勒在评价二战时亦指出：美英所引以为幸的是，日本既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和控制印度洋上的战略要点，也没有足够兵力在太平洋上拼一死战。如果日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就要改变。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中国抗战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给予重大影响的结果。
　　中国抗日战场是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点和后方基地，中国军队为保卫和解放东南亚等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战场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而且是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席卷了菲律宾、马来西亚、香港、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由于盟军在这一地区接连失利，丧失了太平洋沿岸一系列战略据点，从而使缅甸成为盟军与日军必争的战略要地。日军若是占领缅甸，便可西进印度，直下中东，与德军会师；并可控制印度洋，取得制海权，以有效地支援太平洋的海战及从海上对印度和中东构成威胁。于是盟军统帅部急切请求中国派兵支援，中国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需要，在国内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以第5、第6、第66军等部共约10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紧急入缅支援英军作战。在担负曼德勒正面及东部地区的防御中，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屡挫敌锋，先后取得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东枝收复战等重大胜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迟滞了日军的进攻。而英军担负的缅甸西部防线却被日军迅速突破，英军主力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地区，经中国远征军驰援解围，才使其7000余英军官兵得以安全撤退。中国远征军的苦战，重创了日军，使其有限的进攻力量受到极大阻滞，被迫在沿亲敦江东岸和怒江西岸与盟军对峙，同时也使英军得以安全撤往印度，构筑新的防线，保证了印度的安全。此后，在反攻缅甸作战中，由于英国持消极态度，中国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利益和实施盟国的战略计划，毅然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美、英军一部的配合下，率先发起缅北、滇西大反攻，胜利地打通了中印公路，并为盟军最后收复缅甸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军队在援缅作战中，先后投入30余万兵力，在历时3年多时间里，共歼灭日军6万余人，为东南亚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危局。
　　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既是盟军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又是最后进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重型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美军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横须贺、横滨、名古屋、神户等城市后，于中国浙江省内的中国空军机场降落。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美机的轰炸，朝野震惊。7月4日，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被改编为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1943年3月10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奉命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继续利用中国空军基地起飞轰炸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和远在台湾、越南及日本本土的战略要点，直接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中国为美国提供的空军基地、第一线野战机场主要有重庆、成都、昆明、柳州、桂林、衡阳、宝庆(邵阳)、芷江、老河口等。中国军民还积极营救美军飞行员，至1945年春，先后被中国军民营救的美军飞行员达70余名，其中包括后来曾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中国还允许美军在八路军之晋绥、太行等地和在华中新四军第5师区域内设立电台，并向美军提供日军情报及气象资料。在华南，美国第14航空队也与东江抗日纵队合作，建立了情报、通讯、气象等联系。
　　中国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苏、美等国先后向中国提供了贷款援助，以帮助中国购买军事装备，但这些贷款大部分规定中国以重要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予以偿还。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共向苏联提供钨砂31177吨、锑10892吨、锡13162吨、汞560吨、锌600吨、铋18吨；桐油8868吨、羊毛14300吨、生丝309吨、猪鬃885吨、生皮革223．3万张、茶叶30293吨；中国向美国提供了价值7．48亿美元的桐油和锡、钨等矿产品(其中钨砂1684吨、锑2093吨、锡10708吨)，向英国提供了价值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中国向盟国提供巨额数量的矿产品和畜牧农产品，有力地支援了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战场牵制和毙伤日军最多，抗击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战场始终把100万左右的日本陆军主力牢牢牵制。据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所资料载，中国战场历年抗击日本陆军兵力数为：
　　1937年，日本陆军共24个师，其中21个师投入侵华战争，占其陆军总兵力的88%以上。还有50%的空军和40%的海军力量用于侵华。
　　1938年，日本陆军共34个师，其中32个师用于侵华，占其陆军总兵力的94%。
　　1939年，日本陆军共41个师，其中投入侵华战争34个师，占其陆军总兵力的83%。
　　1940年，日本陆军共49个师，其中38个师用于侵华，占其陆军总兵力的78%。
　　1941年，日本陆军共51个师，其中34个师和44个独立旅混成社团用于侵华，占其陆军总兵力的80％。而用于南太平洋战场的陆军只有10个师，不及侵华兵力的20%。
　　1942年，日本陆军共58个师，其中37个师用于侵华，占其陆军总兵力的64%。
　　1943年，日本陆军共70个师，其中38个师另24个独立混成旅团用于侵华，占其陆军总兵力的64%。
　　1944年，日本陆军共99个师，其中36个师用于侵华，占其陆军总兵力的40%。
　　1945年，日本投降时在海外的侵略军共352万余人，其中向中国投降的约128万余人。这个数目超过了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各岛的日军总和，大约相当于全部海外日军（不含向苏联投降的日军数）的50%。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时间最长，从1931年九一八算起，前后达14年之久。它是苏联、美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时间的三倍半，是英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时间的二倍半。中国战场毙伤俘日军155.9万余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伤亡人数的60%以上。同时，中国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军民伤亡3581.9万余人，其中军人伤亡413万余人，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必将永垂青史。

　　(摘自《中国国防报》)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100多年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各族各界的伟大胜利，是一首“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时代壮歌。它不仅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耻辱，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显示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为中国赢得了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8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作出的重大牺牲、取得的成功经验、熔铸的光荣传统，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永远珍惜和发扬。
　　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八路军、新四军是党领导的军队，以党的宗旨为宗旨、党的性质为性质。在面对外敌入侵的严峻时刻，首先是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战。形成和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神圣的、高于一切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所在。为此，刚刚从国民党军事“围剿”中拼杀出来的红军，把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毅然接受统一的改编，组成八路军、新四军，与昨天战场上的敌人并肩战斗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场上。当“十二月事变”、“皖南事变”和许许多多“摩擦”不断发生，枪弹从身后或左右射出，残酷杀害自己的战友时，八路军、新四军一方面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方面含悲忍痛共赴国难，用鲜血、生命和忍耐维护着关系民族安危的抗日大局。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一部八路军、新四军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不屈不挠、英勇战斗的悲壮历史。
　　紧紧地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在历时8年、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心骨、保护神，又是他们的亲骨肉、好儿女。他们像一粒粒种子，在人民群众的沃野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而人民群众的雨水、阳光，又使他们开花结果、发展壮大。指战员们每到一地，都紧紧地依靠群众，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真心实意地为广大群众谋利益。人民群众信任、拥护、爱戴和支持八路军、新四军，不但毫无保留地支援前线、保障供给，还直接参战，无处不是“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战斗前，无数的鸡毛信、信号树传递了可靠的情报，使我军耳聪目明；战斗中，无数不穿军装的男女老幼举起刀枪，与军队一起冲杀；转移时，无数的村庄住户封锁消息，把日军变成盲人瞎马；而当有了伤病员时，则到处都是高家庄、沙家浜，村村都有戎冠秀、沙奶奶。正是军民同心、患难与共，携手并肩、杀敌御侮，使凶狂的日军陷入攻防无措、进退挨打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遭致灭顶之灾。
　　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战争是最讲实际的科学，是最灵活的艺术，再高明的预先设想都不可能包打胜仗。抗日战争是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抗击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这一崭新的战争实际，催生了崭新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战场伊始，就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中日双方的精辟分析和高超指导，根据面对的作战对象，不局限于过去的战法，不与强敌硬打硬拼，而是以持久作战对付日军的速战速决，以全民族战争的优势对付日军武器装备的优势，以发展敌后战场的积极行动破坏日军的全面进攻，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有效遏制了日军凶狂的进攻势头。当日军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转而集中兵力对付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时，八路军、新四军则充分发挥敌后地广人众的优势，在广阔的战场上包围、切割日军占领的城市、交通线和据点，把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把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飞虎队、雁翎队、铁道游击队等神出鬼没，以伏击战、袭击战、破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奇妙多端、变化莫测的战法，狠狠地打击日军，不但使其频繁的围攻、“扫荡”、“讨伐”、“蚕食”、“清乡”等遭到惨重失败，而且陷于敌后战场不能脱身，如同闯入火阵的野牛，被烧得焦头烂额，消耗日增，最终彻底失败。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世所公认的。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曾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任参谋的日军将领冢本政登说：中共八路军对日本军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任何条令都未写过也未体验过的特殊战争。
　　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战争既是物质力量的对抗，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抗战胜利的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共产党员，都是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的民族优秀分子。在条件艰苦、物质匮乏、武器低劣的频繁战斗里，一个个共产党员就是一面面旗帜，就是一阵阵鼓角，他们以自己的先锋行动和模范作用，召唤着、凝聚着人心。一声“共产党员跟我上”，就沸腾一片热血，勇往直前，前仆后继；一声“我是共产党员”，就意味着无所畏惧，献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有很长一段时间，党组织和党员是不公开的，但人们从行动上就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出谁是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更是不为名、不为利、不为官，只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高唱《囚歌》，坚贞不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为掩护总部领导和机关转移，倒在日军炮火之下；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为指挥作战，牺牲在最前线。翻开八路军、新四军的英模和烈士名录，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还有根据地的党政干部和普通党员，他们不图官位利禄，甘于吃苦牺牲，只为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遍布城乡的烈士陵园，埋葬着无数抗日忠骨，许许多多为抗日流过血、负过伤的共产党员，胜利后一直无怨无悔地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他们的崇高风范是抗战胜利壮歌中的强音，是民族精神的精华。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年了。60年的时间，可以冲刷掉许多记忆，但冲刷不掉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罪行，冲刷不掉我们伟大民族的那场灾难、那场苦斗、那场辉煌，以及在灾难、苦斗、辉煌中锻造的值得代代珍惜、代代承接的民族精神和光荣传统。今天，让民族精神和光荣传统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振兴中华、富国强军、维护和平，是每个中国人应该牢记的责任。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以至日本人民记住这段历史，让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摘自《人民日报》)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日本从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到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对华侵略战争长达半个世纪。八年抗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50年反日本侵略战争的胜利，也是鸦片战争后百余年抗击外国侵略的胜利。
　　在纪念这一历史性胜利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除了不忘国耻和敦促日本人反省外，更重要的是要反省我们自己，从过去不清醒的认识中清醒过来，永远不忘历史教训。
　　一不要忘记“落后就要挨打”。
　　过去中国长期老大自居。日本人的侵略才使国人认识到，腐朽、落后的大国会受到先进、强盛的小国欺负。
　　甲午战争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版图约1150万平方公里，而日本只不过是不到40万平方公里的岛国，清朝的人口也十几倍于日本，资源更是无法相比，但清王朝敌不过小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割地赔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全境。1937年"七·七"事变后，小日本更是得寸进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当然，先进、强盛的小国，侵略、奴役腐朽落后大国，并非始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在那之前，鸦片战争中，比日本还小的大英帝国开着军舰从西半球远道而来，就轻易地打败了神秘的清帝国这个庞然大物。在更早以前，同样是这个小岛国只用7000士兵就制服了比他人口、土地和财富大得不成比例的印度，统治奴役这个文明古国差不多300年。
　　经济总量大，也不代表国力强。单以经济总量算，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居于世界前列。据美国经济史学家史迪森研究，1820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总量的28.7％，比英、法、印度三国总和还多，直到1860年英国才赶上中国。但这并没能阻止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93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同日本相比是1:0.56，同样没能阻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为经济总量并不反映经济质量的优劣。中国当时是农业经济，代表那个时代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几乎没有，尤其是对战争胜负起关键作用的武器更是无法与人家相提并论，大刀、长矛和笨重的土炮怎能抵挡敌人的洋枪洋炮和军舰的进攻呢？
　　所以，国家的强弱，主要看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先进还是落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再加上制度先进，经济发达，那它无疑是强国；否则它只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弱国，难免受欺负，甚至受小国的欺负。这是无情的历史事实。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容易滋长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轻视敌人的麻痹情绪，缺乏图强精神和忧患意识。这一历史教训极其惨痛。
　　二不能忘记，强大的国家必须有坚强有力的政府。
　　两国开战，首先是两国统治集团（政府）意志和胆识的较量。谁示弱谁必输。中日五十年军事角逐表明，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几年）表现是不及格的、令人失望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攫取东北地区进而灭亡中国、征服亚洲野心计划的重要一步。但蒋介石政府却表现得比甲午战争时的清政府还软弱，不敢与日本碰硬，奉行“不抵抗政策”，还恶狠狠地威吓“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军力不过1.7万人，而中国在东北留守部队有25万人，其中正规军14万，装备也不差，结果蒋介石一声令下，全部撤到关内。这种灭自己志气，长敌人威风的错误政策导致的恶果是：日本像秋风扫落叶似的仅用4个半月就占领了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半的东北地区全境，使我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从此，富饶的东北成为日本进一步进攻中国的根据地。
　　紧接着，1932年日本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把进攻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的心脏。1933年攻占山海关，突破长城防线，直逼京津，中国军队步步后退，向日军敞开华北大门。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展开全面对华战争。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六年历史告诉国人，蒋介石国民党的的屈辱退让政策，不能换来苟安，也不能满足企图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只能助长侵略者的气焰。
　　“西安事变”后的历史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政府意志的重要性。蒋介石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宣布联合中国共产党、实行全民抗战，全国群情激昂，抗战形势迅速为之一改。接连取得平型关、台儿庄、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日军处于中国军队和人民群众处处反抗的烈火之中。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战场消耗着日军总兵力的55％，陆军总兵力的62%，使140万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疲于奔命。
　　实际上，蒋介石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实行全民抗战，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甚至做出像“皖南事变”那样亲痛仇快的事情，否则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会更沉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贡献会更大。
　　任何时代，当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任何当政者都不应表现出丝毫的畏敌情绪和犹豫动摇，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民族的重担，坚决勇敢地站出来，动员、组织和率领全国人民，同外来侵略者血战到底，不管多么艰难困苦，不获全胜决不罢休。没有这样坚强的意志，没有这样的胆识和精神，以任何借口推卸和逃脱历史责任，都必将永远为人民所唾弃和诅咒，为历史所不齿。
　　三不要忘记组织起来，凝聚全民意志。
　　中国在近代史上之所以屡战屡败（除了八年抗日战争），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没有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常常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只有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
　　毛泽东主席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只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充分展现了它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和动员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特质和高超艺术，无论组织正规战役，还是组织游击战，都有声有色，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虽然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地方游击队，装备很落后，却能使敌人闻风丧胆。
　　组织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和优势，仍然是今后克敌制胜的法宝，应该永远继承和发扬。
　　四不要忘记赤胆忠心的民族英雄们。
　　在反抗日本侵略的半个世纪的战争中，中华民族涌现了千千万万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他们英勇无畏，为保卫国家，保卫民族，许多人不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良心和灵魂。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时代，属于什么阶级，属于什么政党，也不管他们有什么局限或失误，因为他们面对强敌敢于抗争、勇于牺牲，我们世世代代都应该铭记他们。我们应永远记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左权、狼牙山五壮士的名字，记住宋哲元、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的名字，记住邓世昌、丁汝昌、刘永福、丘逢甲的名字，记住那些留下而更多没有留下英名的人们。
　　抗战几十年历史表明，中华民族不乏视死如归的英雄，不乏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将帅，不乏有压倒敌人而决被敌人所屈服的正气和精神。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五不应忘记我们民族有不少败类。
　　在与日本侵略者抗争的五十年中，也出了不少汉奸，投靠敌人狐假虎威、向自己同胞举起屠刀的敌人帮凶。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每当提起“伪满洲国”、“汪伪政权”等大小伪政权，看到汪精卫、周佛海、周作人等汉奸的名字，读到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150万，伪军118万；接受投降日军128万，接受投降伪军146万"这些数字的时候，正直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感到难堪。在国家、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时刻，怎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丧失起码的良心和人性，叛变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呢？如果没有那么多汉奸、伪政权和伪军，敌人能那么频频得手吗，抗日能那么艰难吗，我们的同胞会有那么大的牺牲吗？但这同样是无情的历史，我们必须正视和研究。
　　应该指出，抗战胜利后，对汉奸哲学批判得不深入，对他们的罪行和丑恶灵魂也揭露得不充分。要不，为什么李登辉之流至今谈起他那套汉奸思想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在台湾还有一定市场？为什么至今还有一些人在外国势力的庇护下干着一些反国家、反人民的勾当呢？假如今天有外国入侵中国，这些人不是十足的汉奸才怪呢。
　　在八年抗战中，我国同胞伤亡3500万。不忘过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