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
　　5月，日本出兵3600余人入侵我国台湾，残酷杀戮高山族同胞。
　　10月，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专条》，承认琉球为日本保护国，并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白银。
　　1894年
　　7月，日本军舰突然袭击在丰岛海面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军舰，重创"济远"号和"广乙"号；击沉"高升"号运输舰，造成700多中国官兵死亡，由此爆发中日"甲午战争"。9月，日舰队在黄海海面袭击中国北洋舰队，击沉4艘军舰。"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及全船250人、"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及全船270人壮烈牺牲。
　　10月，日军分两路侵犯我辽宁省。
　　11月，日军占领大连、旅顺。日军进入旅顺后，见人就杀，在4天3夜的大屠杀中，全市2万多中国人全遭杀戮，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
　　1895年
　　2月，日军从水陆两路夹攻驻威海卫中国海军。3月，日军占领整个辽东半岛，日军所至，烧杀淫掠，无所不为，仅在田庄台一地，就杀死我军民2000多人。
　　4月，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割地赔银的《马关条约》。
　　6月，日军再度登陆台湾。
　　11月，日占领台湾全岛。
　　同月，日本强迫清政府同日签订《中日辽南条约》，中国向日本交纳3000万两白银，日本才交还辽东半岛。
　　1898年
　　日本强行将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
　　1900年
　　5月，日、俄、英、美、德、法、意、奥八国联军进犯北京，镇压义和团等反帝爱国运动。7月，日军攻陷天津，在津抢劫白银200多万两。
　　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京烧杀淫掠。
　　1901年
　　9月，清政府与日、俄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交出税务、使馆区管理权，并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组织。
　　1905年
　　1月，日军再度占领旅顺。3月，日军占领奉天(今沈阳)，并与俄为争夺中国领土在我东北进行大规模厮杀。
　　年底，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获得在我国东北南部之特权。
　　1906年
　　6月，日本成立了掠夺我国东北资源的大本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1907年
　　7月，日本与法、俄签订秘密协定，把南满和福建定为日本势力范围。
　　1914年
　　8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把山东黄河以南地区划为日本对德"作战区"。
　　10月，日军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全线。
　　11月，日、英联军攻占青岛。
　　1915年
　　5月，日本以最后通牒方式，迫使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1918年
　　日军开抵哈尔滨，攫取哈尔滨至长春的铁路管理权。
　　1925年
　　5月，日本人开枪打死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代表顾正红、打伤其他工人十余名。
　　后又伙同英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场打死工人和学生71人，打伤数十人。
　　1926年
　　3月，日舰炮击大沽炮台，中国驻军死伤10余人，后日本调军舰于大沽对中国进行威胁。3月18日，北京群众举行集会抗议，遭到镇压，47人被打死，200余人被打伤，酿成"三一八惨案"。
　　1928年
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打死中国军民1000多人，并占领济南。
6月，日本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阴谋夺取东北。
　　1931年
　　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在3个多月时间里占领我东北全境，使我3000多万名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奴隶。
1932年
　　1月，日制造事端，进犯上海。日军与奋起抵抗的驻上海十九路军激战33天，中国军民死伤达1.6万余人，财产损失达20亿元以上。
3月，日本扶植成立伪"满洲国"。
　　1933年
　　1-5月，日军先后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并于5月31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同年，日本成立"关东军防疫供水部"(即731细菌部队)，后来扩大成一支大规模的细菌战部队。该部队用中国人进行鼠疫、霍乱、梅毒等细菌以及毒气、枪弹等的活体试验，并大量制造鼠疲、霍乱等各种细菌，用飞机撒播在中国各地，残害中国人民。
　　1934年
　　5月，日军在天津南开八里台和吉林伊兰县强占民地修建机场，并动用飞机轰炸伊兰县，炸死我民众2万余人。
　　1935年
　　11月，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沦为日本殖民地，促使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
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嗣后日以重兵三路进攻华北。
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
　　11月，日军占领上海，在南市放火连烧9日，军民死伤无数，上海5255家中国工厂被占，损失超过8亿元。
　　12月13日，日军攻下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6周内烧杀淫掠，杀死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烧毁南京三分之一的房屋。
　　1938年
　　5月，日军占领徐州。
　　6月，日军攻占开封，导致花园口决堤放水，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日军还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
　　9月，日军汇集5万余兵力，分25路进攻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续烧杀淫掠两个月。
　　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
　　1939年
　　2-6月，日军相继攻占海南岛、南沙群岛和汕头等地。
　　7月，日军用14万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长达两个月的9路围攻，打死打伤我民众15万余人，粮食被焚劫一空。日军还乘晋察冀边区淫雨成灾之机，决堤淹没1万多个村庄，使300万人沦为灾民。10月，日寇2万多人分12路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1月，日军攻陷南宁。
　　12月，日本与汪精卫在沪签订把中国完全变成日本殖民地的《日支新兴关系调整要纲》，其主要内容为：将东北割让给日本；绥远、察哈尔、山西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由日军长期占领，中央至地方政府由日本监督；伪军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伪政府经济由日控制；一切资源由日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1940年
　　5月，日军对重庆城进行了20多天的轰炸，死伤者无数，半个山城被炸毁。
　　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10月日军逐步把主力转移到解放区战场，动用50多万兵力对我华北根据地进行100多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
　　1941年
　　1月，日军包围冀东丰润县潘家峪村，焚烧该村全部房子，集中屠杀和烧杀1340多名村民，类似的屠杀在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比比皆是。6月，日机夜袭重庆，在校场口防空洞内躲避轰炸的3万多居民窒息而死。
　　8月，日军集10万以上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晋察冀北岳区进行空前大"扫荡"，烧毁我房屋15万余间，抢掠粮食5800多万斤，残杀虏掠我国同胞2万余人。
　　1941年-1942年日本把75%的侵华日军用来对付我抗日根据地，频繁向晋察冀等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70余次，投入兵力共达83万。
　　1942年
　　春，日军在冀热辽区，自古北口到山海关约200多里的长城两侧，承德、密云、迁安等9个县内制造无人区，使大片土地荒无人烟，近50万中国人过着非人的生活。5月，日军5万兵力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1943年
　　秋，日军以4万多兵力在河北省阜平县平阳村一带疯狂扫荡87天，屠杀中国村民700多人，烧毁房屋5000多间。
　　1944年
　　4月，日本发动豫湘战役，至8月先后占领郑州、长沙、衡阳等地。9月，日军发动柳桂战役。
　　12月，日军攫取了大陆交通线。
　　从1937-1945年8月15日，8年中，除西藏、西康、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外，我国其它省份皆遭日军铁蹄蹂躏，伤亡人数达3500多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共达5620多亿美元。


　　(摘自<新华网资料>)

　　1937年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郊卢沟桥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随后，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史称"七七"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7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同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全民族抗战的诚意。在中国共产党的敦促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准备应战"。
　　7月28日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守军将领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次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失陷。
　　8月13日-11月12日淞沪会战。在此期间，日本侵略军共约28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军队先后调集70余个师，舰艇约40艘，飞机250架，投入战斗。经过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毙伤日军4万多人，坚守上海达3个月之久，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的迷梦。
　　8月22日-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作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艰苦的持久战。会议要求我党我军应站在抗战的最前列，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每师定员为1.5万人。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随后，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相继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9月13日-11月8日太原会战。会战过程中，中国军民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尽管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致使战役全局陷入被动，以至太原失守，但它仍不失为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于平型关伏击日军，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其全部辎重车辆，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0月1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中央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并开始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疯狂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万人。
　　1938年
　　2月3日-5月19日徐州会战。会战期间，双方均投入数十万兵力。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取得歼灭日军1万余人的巨大胜利，给敌人以有力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日军虽打通了津浦线，扩大了占领区，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被打破。
　　6月12日-10月27日武汉会战。会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4个半月，中国军队共毙伤敌近4万人。武汉会战使日本的战略进攻被迫停止，以主力回师占领区对付游击战争，从此，正面战场压力减轻，敌后战场日显重要。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39年
　　10月25日-12月8日日军集中2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边区军民奋起反击，共作战108次，毙伤敌军4000余人，击毙了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取得反"扫荡"的胜利。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以国民党顽军向山西新军、陕甘宁边区和晋冀鲁豫地区发动的三次大的军事进攻为主要标志。八路军被迫奋起反击，至1940年4月，先后击溃各路来犯之敌。随后，我军主动提出与国民党军谈判，并达成休战协议。至此，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
　　1940年
　　3月30日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汪伪政权的正式成立，表明汪精卫集团完全沦为日本侵华的工具。4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不断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仅据1942年至1945年夏的统计，就争取投诚反正的日伪军达18万余人。
　　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这次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历时5个多月。在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46480人。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
　　10月4日黄桥战役开始。在历时5天的战斗中，新四军打败了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歼其主力第89军、独6旅等1万余人，从而打开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
　　11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次日，日本与汪伪正式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按照条约中的条款，将使中国完全由日本控制，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同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日汪所订非法条约完全无效。
　　1941年
　　1月4-13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奉命北移，在茂林地区遭国民党顽军7个师的围攻，"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广大指战员虽经浴血奋战，但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被扣，项英遇害。皖南事变是蒋介石密令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领导全党全军在政治上进行坚决反击，在军事上作了迎击顽军新进攻的充分准备。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终于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
　　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同时对日宣战。日军为巩固在中国的占领区，作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国民党顽固派也加强对我根据地的封锁和围攻，使得我根据地日趋缩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为此，中共中央于17日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提出实行"精兵简政"。这对我党我军渡过难关，坚持敌后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
　　2月25日约1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始进入缅甸，协同英、缅军对日作战，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
　　5月1日日伪军5万余人开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拉网大"扫荡"。经过两个月艰苦斗争，我军作战272次，毙伤敌1.1万余人。与此同时，我根据地也遭受严重摧残，仅在敌人"清剿"阶段，被打死打伤和抓走的群众即达5万余人。整个根据地被分割成若干小块，部队活动异常困难。
　　5月31日，远征军因战局逆转而开始撤退。至8月初，一部退到印度(改称驻印军)，一部撤至滇西边境。
　　1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号召各部队学习359旅垦荒经验。大生产运动由此而全面展开。大生产运动为根据地军民长期独立坚持敌后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3年
　　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调动部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党我军坚持反顽斗争的一贯方针，在华北粉碎了李仙洲部对冀鲁豫边区和鲁南根据地的进犯，在华中全歼了进犯淮北根据地的韩德勤部，并沉重打击了进犯苏南、鄂豫皖根据地的顽军。同时，从华北抽调部分兵力增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力量。由于我党我军态度强硬，措施有力，加之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蒋介石被迫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第三次反共高潮遂被粉碎。
　　9月8日意大利宣布投降，并投入同盟国一方。从此，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实际上解体，日本法西斯更加孤立无援。
　　10月24日中国驻印军入缅对日军实施反攻。
　　1944年
　　1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1944年的方针》。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相继发起春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各根据地军民不断歼灭日伪军，攻克敌军据点，开辟了一些新的抗日根据地。
5月，驻守滇西的中国远征军也开始对滇西的日本占领军发起反攻。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我军经过练兵运动，进一步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增强了团结，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
　　1945年
　　1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争取胜利早日实现》的新年献辞。此后，八路军各部为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发动春季攻势，为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1月27日，中印公路完全被打通，两军会师于芒友。至3月，反攻胜利结束。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反攻中，解放缅甸领土8万余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毙伤日军4.8万余人。
　　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号召解放区军民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和准备全面反攻。
　　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至此，欧洲战争结束，盟军作战重心迅即东移，全力对付日本法西斯。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28日，日本政府表示，对《波茨坦公告》不予理睬。
　　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1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于9日出兵我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
　　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2颗原子弹。
　　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
　　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纵队遵照命令，展开全国范围的大反攻，取得辉煌胜利。据不完全统计，我军在战略反攻中，共毙伤俘日伪军35万多人，收复中小城市250余座，解放了大片国土。在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指示我军向被我包围之敌发出通牒，限期向我们投降之时，蒋介石却下达命令，要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令国民党军积极推进，令日伪军维持地方治安。
　　8月14日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8月13日发布通告：由于"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之后"，故规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
　　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并向中方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

　　(摘自《新华网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最近，日本的一些政要公然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想为日本的二战甲级战犯开脱罪责，这引起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目前还有14名甲级战犯的亡灵供奉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中。让我们认识一下这14名甲级战犯究竟是一些什么人？
　　东条英机是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的魁首，是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
　　1935年，东条英机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在“强化治安”的名义下以“剃刀效率”大批逮捕和屠杀中国东北抗日军民；“七七事变”中，他又率东条兵团侵入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1940年至1941年，东条英机任陆军大臣，极力主张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对苏战争。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任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大搞“东条独裁”，对内强化法西斯统治，对外扩大侵略战争。1941年12月8号，东条英机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
　　1945年9月，东条英机作为日本头号战犯被捕，后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
　　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大将。从1913年开始，他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间谍特务生涯中，竭力从事分裂中国、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他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底，劫持溥仪到东北拼凑伪满傀儡政权，致使东北沦陷长达14年。1935年6月，他逼迫国民党政府签署“秦土协定”，攫取了察哈尔大部主权。1935年10月，他策划了以分裂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七七事变”后，他率日军第十四师团入侵中国。
　　1948年12月23号，侵华阴谋家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
　　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有意纵容部队实行种种暴行，对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1937年8月，松井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被屠杀的中国军民达30万以上。日军还对南京进行了大抢劫、大纵火，历史名城被毁了三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1948年12月23号，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
　　木村兵太郎，日本陆军大将，曾长期在日本陆军从事野战兵器装备的开发与研制，是日本陆军的“炮兵专家”。1939年3月，木村兵太郎被任命为侵华日军第三十二师团师团长。1939年4月，他率领日军对我国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并将2000多人关押到济南新华院集中营作苦力。此后，每年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从这里被掳掠到东北和日本的矿区。1944年，木村兵太郎被派任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制造了“仰光大屠杀”，被称为“缅甸屠夫”。
　　日本投降后，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被日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广田弘毅，1933年任日本外务大臣，1936年任内阁总理大臣；1937年初参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是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主谋之一。
　　广田弘毅表面上主张实行所谓的“和平外交”，实质上是为军部对中国扩大侵略、独霸亚洲效力。日本战败后，广田弘毅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唯一文官甲级战犯。
　　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曾任驻华日军参谋。1931年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犯之一。1934年板垣征四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制造了内蒙古“独立”和“绥远事件”。1936年到1937年，他先后担任关东军参谋长和第五师团师团长。1939年到1941年，他在中国担任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带领所属部队参加了太平洋战争。
　　1948年12月23号，“九一八”事变的主犯板垣征四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
　　武藤章，日本陆军中将，1937年担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12月协助松井石根攻占南京，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谋之一。在日本的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职位上，武藤章参加了共同计划和阴谋。从“七七事变”后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方针，到“八一三”事变后悍然策划杭州湾登陆，他都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至1945年，武藤章先后任驻印尼苏门答腊日军第二守卫师师团长等职，这一期间，他对当地的平民进行屠杀，制造了“马尼拉大惨案”。战后，扩大侵华战争的“谋士“武藤章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松岗洋右，1900年毕业于美国俄勒冈大学，从1904年起进入日本外务省，历任日本驻中国、美国等国外交官，松岗洋右“九一八”事变前多次担任日本驻中国领事，竭力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确保和死守满蒙生命线当然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为日本侵华大造舆论。“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日本驻国际联盟的首席代表，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辩护，1940年担任日本外相，参与缔结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三国同谋。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作为甲级战犯接受审判，1946年病死。
　　永野修身，日本海军大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下令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4万多人，五六十万人无家可归，1941年初他出任海军军令部总长，指示善本武士六制定海军南进计划，和偷袭珍珠港的具体方案，并竭尽全力协助东条英机指挥海军进犯东南亚国家，1941年12月他签署了偷袭美国珍珠港的作战命令。
　　1946年5月3号，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1947年1月5号，他病死在美军医院逃避了正义的审判。
　　白鸟敏夫，1914年进入了外务省，曾先后在日本驻香港、美国、中国和德国等地使馆任职，1930年白鸟敏夫就任外务省情报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他伙同外务省书记官常森克和陆军省的林木真一等人主张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支持在中国是东北建立傀儡政权。1938年他就任日本驻意大利大使。在任期间，他向日本政府，施加影响，力促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结成。
　　1948年白鸟敏夫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6月3号在服刑期间病死。
　　平沼骐一郎，日本天皇制司法官僚的总代表，天皇的狂热追随者和布道师。他所创立的专职主义思想理论和专制主义司法制度，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制度保障。被称为日本法西斯教父。
　　平沼骐一郎1923年出任司法大臣，1939年1月平沼骐一郎组阁担任首相，不足8个月并下台，1940年至1941年任第二届，跻位内务大臣和国务大臣，日本投降后他于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2年病死。
　　小矶国昭，陆军大将，历任陆军省军务局长、陆军次官、第五师团团长、关东军参谋长等职。1942年小矶国昭出任驻朝鲜军司令官，他在朝鲜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宣传朝鲜人与日本人同根同族，残酷镇压朝鲜人民的反抗行动。1944年7月小矶国昭继东条英机之后出任首相，在内外交困中，他于1945年辞去首相职务。战后，小矶国昭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0年在狱中病死。
　　梅津美治郎，日本陆军上将。1911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日本驻德国、丹麦使馆武官，参谋本埠总务部长等职。1934年3月至1935年8月，他被任命为日本驻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他迫使国民党政府同他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何梅协定”，攫取了河北和平津地区的大部主权。1939年至1944年6月，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在中国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加紧对东北的经济掠夺与控制，对东北抗日联军实行大讨伐，给东北地区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48年11月12号，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病死。
　　东乡茂德，1912年进入日本外务省，历任欧美局局长、欧亚局局长、驻德大使、驻苏大使等职。1939年5月至9月专门负责处理诺门坎事件与苏联达成停战协定。1941年10月至1942年9月，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外务大臣，参加太平洋战争的筹划和准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曾与其他人合作，指导太平洋战争及对华战争。1948年11月12号，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50年7月于服刑期间病死。
　　经过长达2年的审理之后，1948年11月4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包括这14名战犯在内的25名甲级战犯进行公开宣判。他们分别因犯有反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等罪名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这次审判不仅代表了人类的正义与良知，而且具有无可辩驳的法理依据。
　　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里的14名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早已经被牢牢地记录在历史的档案里。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另外一个国家——德国。德国和日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加害国，在德国早就颁布了法律，严禁为纳粹法西斯翻案。德国的领导人多次在公开的场合甚至下跪向世界表明忏悔的心情，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理解和尊重。可是日本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与德国却大相径庭。日本领导人连续就参拜靖国神社发表不利于改善中日关系的言论，一些政要竟然还为二战甲级战犯开脱罪责。一个不能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的国家又怎么能赢得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信任和尊重呢？

　　(摘自《新华网资料》)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将对那些双手沾满中国和亚洲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展开审判。为了逃脱正义之神的惩罚，昔日不可一世、罪恶累累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阿南惟几、杉山元、谷寿夫等，进行了末日来临前各不相同的垂死挣扎。《3000000日俘日侨遣返实录》一书对此作了翔实生动的记述。
　　摘自《3000000日俘日侨遣返实录》梅桑榆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东条英机求死不得
　　日本战败投降后，盟国占领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战犯。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并称“战争三狂人”的东条英机，在日本甲级战犯中自然“名列榜首”。
　　这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于“九·一八”事变后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七七”事变前夕升任关东军参谋长，1938年任陆军次官，次年转任航空总监。1940年至1941年任陆相时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与准备对美英战争，1941年10月任首相，同时兼任陆相、内相。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又兼任军需相与总参谋长。当日本败局已定，于1944年7月下台。
　　1945年9月11日，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下达了逮捕战犯东条英机的“第一号命令”。
　　东条英机的私宅位于东京近郊的濑田川，是一座木结构的日式两层楼房，他下台后，一直在此“隐居”。当天下午3时30分左右，一些获悉“将要逮捕东条英机”消息的美日新闻记者已提前赶到东条寓所，但被东条英机的卫兵拒之门外。
　　4时20分左右，克劳斯少校携带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签署的逮捕令，率美国宪兵赶到。东条英机的卫兵只得打开院门，让他们和久已等候在门外的新闻记者进入院内。
　　这时，二楼书房的长窗突然打开，东条英机终于亮相。他扫视了一下拥入院内的人群，微笑着问克劳斯：“你们来敝处有何贵干？”他面庞清瘦微黑，露出被香烟熏黄的暴牙。
　　克劳斯少校用英语说：“你就是东条大将吧？我们奉麦克阿瑟元帅之命，请你到盟军总司令部报到。”
　　翻译立即向东条英机转译。东条一怔，随即镇定下来，说：“你带有公文吗？让我看看。”
　　克劳斯亮了一下逮捕令，说：“请你把门打开，我把文件让你仔细看清。”
　　东条英机勃然变色，高声说：“我就是东条英机，没有政府的命令，我不和任何人见面。”
　　克劳斯对翻译说：“告诉他，叫他别再耽误时间，赶快准备一下，跟我们去横滨麦帅总部。”
　　翻译照译之后，东条英机突然关上窗户，不见了。克劳斯等人以为东条要来开门，立即向大门赶去。就在这时，楼里传来一声枪响。克劳斯一惊，喊了一声：“糟糕！”迅速冲到门口，但大门紧闭，喊无人应。克劳斯只得命美国宪兵把门撞开。
　　书房内的场面使众人大吃一惊：东条英机上身穿着短运动衫，下身穿一条黄军裤，足套长筒皮靴，仰躺在书桌前的摇椅上，左胸上方的枪伤处血流如注。
　　克劳斯看见书桌上摆着一听香烟，烟灰缸里堆满烟蒂，半截香烟搭在缸沿上。桌上摆着东条自己的著作《战阵训》。窗前扔着一柄短剑，摇椅旁扔着一把美式手枪。那柄剑东条十分珍爱，时常拿在手中把玩。而手枪则是日本空军在击毁美军B29重型轰炸机后，从飞行员手中缴获来的。后来，一位空军军官把它送给了东条英机，不想竟被他用作自杀的工具。
　　当克劳斯和记者们走到书桌前时，东条英机微睁双目，呼吸急促，断断续续道：“我深憾对不起帝国人民。对太平洋战争，我应负一切责任……我不愿以一个战败者的身份去听战胜者的审判……我原想以剑剖腹，但惟恐求死不得，所以用枪自杀……”
　　他说话时，额上渗出密密的汗珠，说完向一旁的人要水喝。但当一位日本记者将水端到他的唇边时，他已昏厥过去。
　　当东条英机痛苦呻吟之时，他的儿子盘膝坐在书房一角的草席上，垂首无语。
　　克劳斯令宪兵维持秩序，自己急忙驾车去找军医。
　　在东条英机自杀的枪声响起之时，楼房附近一位手拿镰刀、穿着裙裤、一副农妇打扮的女人身子一怔，呆立在草地上。随后，她转过身来，向东条的私宅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拭泪而去———这个女人便是东条英机的夫人胜子。
　　原来，东条英机已决定抗拒盟军审判。事先，他十分冷静地对夫人说：“我已准备自杀，你赶快化装一下，回九州老家去吧。”所以在枪响之前，东条夫人已走出宅邸。
　　美军的救护车很快赶到，将东条英机送往代代木野营帐篷内，经过紧张的抢救后，转送到横滨野战医院。自杀的子弹并未伤及东条英机的心脏，只是由左胸下方擦心脏外缘而过。美国军医预言他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活下来。
　　当东条英机从昏迷中醒来时，几次要求医生以药物结束他的生命，均未得到准许。
　　一个月后，东条英机伤势有所好转，可以吃下果汁麦片和可可汤。护士每隔两小时给他打一支盘尼西林（当时日本尚无此药），输血已经停止，体温基本恢复正常。
　　当东条英机恢复健康后，被美军转入大森监狱，在那里等候接受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
　　1948年11月12日，战争狂人东条英机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两任陆军大臣的下场
　　天皇投降诏书发布前后，日本军界自杀成风。日本陆海军少将以上的军官自杀者达30余人，大佐以下军官自杀者达数百人。在自杀者的行列中，最为显赫的人物是最后一任陆军大臣（陆相）阿南惟几大将和前任陆军大臣、后连任第一总军司令官、负责指挥防卫日本本土作战的杉山元元帅。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军部，尤其是陆军，已成为日本的核心势力。陆军大臣对战争具有很大的决策权和影响力。东条英机就是在任陆军大臣期间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在远东军事法庭宣判的25名甲级战犯中，曾任陆军大臣的就有5人（包括东条英机）。阿南惟几与山杉元如不自杀，定难逃脱被远东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判刑的下场。
　　阿南惟几曾任侍从武官和陆军航空总监，深得陆军内部上下的信任。铃木受命组阁后，选定他出任陆军大臣。
　　阿南惟几是主张“本土决战”的狂热的中坚分子，又是死心塌地效忠天皇的大臣。8月14日，当天皇在皇宫防空洞中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投降之后，阿南惟几感到大势已去，“本土决战”成为泡影。散会后，他回到三宅坂官邸，便决定自杀。
　　阿南惟几赶走了身边的侍从，将房间的隔门拉好，然后抽出军刀在灯下仔细地擦拭。当他觉得军刀已纤尘不染后，便将其放在桌旁，摊开纸砚，撰写遗言。
　　次日凌晨1时30分左右，阿南惟几的内弟、陆军省军务局的科员竹下正彦中佐来官邸拜访时，这位陆军大臣正在灯下默默垂泪。
　　阿南惟几毫不掩饰地向内弟说明了自杀的决心，并令侍从摆上酒菜，与内弟把盏对饮，回顾自己数十年戎马生涯，倾诉自杀前的心境。竹下对姐夫决心自杀的举动未加劝阻。
　　拂晓时分，阿南惟几叫竹下守在庭院门口，不准任何人入内。他特意换上他在任侍从武官时期天皇赐给他的衬衣，来到卧室外的走廊上，把遗言和在前一年阵亡的儿子的遗像摆好，然后面对皇宫方向，一手持军刀，一手持匕首，准备自杀。
　　阿南对晨光熹微的天空凝望了片刻，然后将军刀刺入左肋骨下面的腹肌，把刀遽然向右转，割破胃脏，然后向上猛切。他完成了痛苦的剖腹自杀的规定程式之后，发现自己仍然活着，便抬起右手，把匕首放在脖子的右侧，颤抖着寻找颈动脉的部位。
　　这时，竹下来到院内，见状抢上前去，跪在他身边，说：“我能荣幸地帮你的忙吗？”
　　阿南摇摇头，把匕首刺入颈部。颈部的血管被割破，但没有伤及动脉。他跪在地上左右摇晃，差不多拖了个把小时。然后他昏倒在地，失去知觉，伤口还在流血，躯体仍在抽搐。
　　他的内弟一直守候在院内，等他咽气。早晨7时半左右，一位前来拜访阿南的军官找来了一名军医，给阿南打了一针，才使他得以平静地死去。
　　杉山元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自杀的。
　　9月13日下午杉山元戎装整齐，胸佩勋章，按时来到陆军总部上班。
　　投降后的日本陆军总部，人心涣散，秩序十分混乱。8月15日，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自杀的消息传来。翌日，又传来“美军将于近日登陆”的谣言，弄得大小官员人心惶惶。一些部门开始“焚文灭迹”，把机密文件搬到楼下烧掉。在一片混乱中，连复员军籍也被扔进火堆烧掉，致使后来陆军复员变得无据可查，困难重重。
　　杉山元处理完公务，便拒绝下级进入他的办公室。
　　下午5时55分，总部工作人员听见司令官办公室传出一声枪响。当人们破门而入时，杉山元已伏案死去。他的一只手低垂在办公桌下，地上扔着一支手枪。子弹是从头部右侧太阳穴射入的，从伤口流出的黑血，涂染了铺在桌上的遗书。
　　在杉山元的私宅，于同一时间，仆人们听见元帅夫人的卧室传出枪声。当人们推开房门进入室内，元帅夫人已倒在血泊中死去，未留下任何遗言。
　　谷寿夫伏尸雨花台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战犯的同时，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立了11个“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中国战区的战犯进行审判。
　　到1949年1月止，国民党各地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200余例，判处死刑145人、有期与无期徒刑400余人。余皆宣判无罪，作为战俘遣返回国。
　　南京的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于1946年春，当初属于国民党陆军司令部。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改为国防部后，又隶属于国防部，全称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南京军事法庭虽然成立最早，但审理的案件却不多，自始至终共办理了52个案件。其中酒井隆、谷寿夫、矶谷廉介、高桥坦等四人为日军高级将领。松本洁、三岛光义等是直接杀害中国人民的宪兵。松本洁在浙江嘉善、三岛光义在浙江无锡罪恶极重，均有“活阎王”之称，民愤极大。另有野田毅之和向井明两名日军士兵，于日军占领南京后，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野田毅之杀了105人，向井明杀了106人。这一消息当时曾在日本报纸《朝日新闻》上登载。
　　在南京军事法庭所审理的案件中，罪大恶极者是日军华中派遣军松井石根所属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日本投降后，松井石根与谷寿夫均被盟军俘虏，作为战犯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松井石根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1946年初，南京军事法庭成立后，谷寿夫经驻盟军总司令部作为乙级战犯被引渡到南京，关押在国防部军法看守所内。
　　谷寿夫是南京大屠杀主犯。1937年12月13日，日本华中派遣军进攻南京，谷寿夫指挥他的部队，首先从光华门、雨花台、中华门攻入城内，开始了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共杀害了30余万中国百姓。
　　军事法庭在审讯谷寿夫之前，对其罪证进行了调查。1946年冬季的一天，军事法庭在中华门外雨花路南京市第十一区公所开了一次调查庭。那一天大雪纷飞，车少人稀。但区公所会议室内座无虚席，并且不断有市民扶老携幼，冒雪赶来。调查庭上，妻哭夫，夫哭妻，子哭父，父母哭子女，悲哭之声不绝于耳，控诉谷寿夫罪行者达千人以上。
　　军事法庭经过数月的调查，掌握了大量的事实证据之后，于1947年2月6日对谷寿夫开庭审讯。庭址设在南京中山东路原励志社礼堂。
　　庭审开始后，检察官在起诉书中历述了谷寿夫本人及怂恿所属部队犯下的累累罪行。旁听席上的中外记者和社会各界代表，无不义愤填膺。然而谷寿夫百般抵赖。他先是拒绝军事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说中国的法律不公正，要求自己进行辩护。接着，他又说他们的部队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对待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都按“海牙战法”的准则行事，没有违反国际公法。他还把南京大屠杀的罪责说成是两军对垒时造成的伤亡，是另一支被征调服役的高丽兵（朝鲜人）所为。而他的部队在高丽兵屠杀以后才进入南京。
　　为了揭穿谷寿夫的狡辩行径，军事法庭出示了驻华大使新闻处实地拍摄的谷寿夫部日军暴行的照片，以及目击日军暴行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密斯与贝德斯的证言；传讯了近百名受害未死的人出庭作证；放映了美国新闻处供给的实录照片。法庭在庭审过程中，还将被告谷寿夫押解到雨花台，面对法医和检察官事先带人发掘出来的万人白骨，当场指点被害者骨骸上的枪伤、刀伤。在对谷寿夫进行庭讯时，法庭上还陈列着几个被害者的颅骨。
　　谷寿夫在铁证面前，不得不承认他怂恿部队屠杀南京平民与俘虏的事实，表示愿对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负主要责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了六次庭审，最后于3月30日宣判。审判长石美瑜宣读了判决书，判处谷寿夫死刑。
　　4月26日上午，谷寿夫被军事法庭的宪兵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
　　这一天，谷寿夫头戴礼帽，身穿日本军服，戴着白手套。他在被押出看守所之前，由军事法庭法官验明正身，检察官宣读了执行令，然后问谷寿夫还有什么最后陈述。谷寿夫拿出一只事先缝好的白绸小袋，说袋中装有他的头发与指甲，请求军事法庭转寄给他在日本东京的家属，说是身体发肤，要寄回祖国。接着，他又从衣袋里取出一首自己写的诗，内容大意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他服罪在异国；他希望自己的死，能消弭一点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法官令谷寿夫在笔录上签字后，宪兵便将他押上了停在看守所外的红色刑车。
　　押解谷寿夫的刑车开至山东路和中华门一带，沿途市民观者如潮，争睹战犯的末日。刑车只能在人潮中缓缓行驶。
　　到了雨花台，已经浑身瘫软发抖的谷寿夫被两名宪兵架下刑车，押入刑场。随后，一名行刑宪兵上前几步，在他身后举起了驳壳枪。枪声响后，两名架着谷寿夫的宪兵将手一松，谷寿夫便仰脸倒地，一命呜呼。

　　(摘自《新闻午报》)

　　在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展开了人类史上最凶残的屠杀，对中国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与破坏是多方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博士5日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体表现为人口损失与财产损失两个方面，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中国社会进步的停滞。”
　　卞修跃说，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不下4000起，遇难的中国同胞达数千万人。
　　卞修跃指出，中华民族的物质精华，几被侵略者洗劫一空。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整个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
　　卞修跃特别强调，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的严重阻碍，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这场战争，付出过像中国这样惨重的牺牲与代价。” (李宣良 梅世雄)


　　(摘自《中国青年报》)

　　据香港文汇报综合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造成破坏最大的全球性战争，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战争造成5,500万军民死亡，其中仅中国的死亡人数就高达2,100万。
　　战争最高峰时期，全球有61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有17亿以上的人口(占当时世界人中的8成)被卷入战争。战火遍及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及大洋洲五大洲；交战双方同时也在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及北冰洋四大洋展开战斗。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1.1亿人，因战争死亡的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直接军费开支总计约1.3万亿美元，占交战国国民总收入的60%至70%，参战国物资总损失价值达4万亿美元。
　　中国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中国死伤人数达3,500万。其中，死亡人数达2,1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死亡30万人以上。
　　按1937年的比价计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

　　(摘自《中新网》)
　

　　8月10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在20天的展期里，参观者可目睹到600余幅历史图片、753件文物和史料——这些展品都是历年来从海内外征集到的历史资料和实物，其中有80％以上属首次面世。
　　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氛围里，南京大屠杀是一个言说不尽的话题:当年的血泪死亡国恨家仇，自己需要温故知新知耻后勇；当前的反击谎言捍卫真相，积极迎战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屠杀的图谋。而无论是诉求于国民的纪念情绪，还是针对粉饰侵略的声音，或者是面向世界展现黑白，这广泛征集、梳理、呈现资料实物的姿态，无疑能令求证、确证南京大屠杀的工作系统起来、持续起来、细化起来、脚踏实地起来，因而力量也会充盈起来。
　　描写纳粹德国历史的权威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辟有长篇幅的章节来记录纳粹的暴行，详尽之处，细枝末节毕现。而被喻为其姊妹篇的《日本帝国的衰亡》，对中国抗战的讲述不足两万字，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不及500字。这样的对比，在众多严肃的历史、影视作品中均有体现。相比较于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对纳粹德国罪行的全力清算与深刻记忆，东方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挖掘，更多地停留在一种情绪的教育与受害者身份的强化之上，全世界对于日本人是否在南京犯下弥天大罪也所知不详，进而便兴趣不大。
　　因此，与战后犹太人全民动员花大力气调查取证，最大程度地将被害犹太人的名字记录成册——如今这些名字全部刻在了柏林市中心的一座纪念碑上——相比，甚至就是与日本人对原子弹爆炸中的死难者登记造册而统计数字能精确到个位数、对后遗死去者则追加造册并举行存放仪式相比，中国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一个实证统计的意识，零星的工作更未臻一丝不苟的境界。甚至出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需要，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前，国内的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也只字不提。死者的名册何在？30万死者这一数据的证据有多少？你们曾经的历史课本里不是也没有大屠杀的内容么？如此种种，也正成为了如今日本歪曲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逻辑与反问。
　　在让国民了解日本右翼分子无耻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同时，显然也同样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对方是在拿什么来否认这场屠杀。如此才能有寻找自身不足的反省，才能有亡羊补牢的努力，才能有于谩骂之后击中对方痛处的真正胜利。而此次史实展集中展示出目前已经征集、研究发现的红十字会、崇善堂、回民掩埋队等慈善团体及伪政权掩埋队掩埋遇难同胞遗体时的数据和史料，还有日军毁尸灭迹的史料等等，显示出中国方面的相关工作重点，已然从证明日军南京暴行的存在，转为证明日军南京暴行达至大屠杀之规模。而后者，无疑正是否认论的七寸之处。
　　不过，在努力捍卫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另一面，各地拆除各种抗战遗址的动静也不绝于耳:徐州日军关押中国人的水牢、南京利济巷的日军“慰安所”、沈阳打响抗战第一枪的北大营、广西昆仑山抗日阵亡将士墓、上海闸北区“八百壮士”坚守的四行仓库……这不啻一个讽刺，更是一种悲哀——对历史的忽略、遮掩、遗弃，与对历史的发掘、寻证、捍卫并肩而行，暗示着我们这个民族并未从“实用对待历史”的病态里真正走出来。而事实上，只须有对生命珍视的人文情怀，种种对死难者、殉国者的寻证统计、刻铭造册、纪念保护，都是自然而为、水到渠成的。犹太人的作为，日本人的努力，想必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记一笔账”吧。

　　 (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