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今年对医改的关注，和这个夏天的温度一样不断升高，先有卫生部一位司长表态“市场化非医改方向”，后有国务院研究机构称“医改基本不成功”，医改基调突然变奏，一时间成为社会舆论焦点。
　　时至今日，医改已整整20年，并且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站在这一节点上回顾历史，或许我们可以看出：简单的否定和肯定，对于中国医改这一“疑难杂症”而言，只怕都过于轻率，它需要更大的耐心、智慧和勇气，去反思问题，找到良方。　
　　2005年仲夏，关于中国医改的争议，正在愈演愈烈。“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百姓的一块心病，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
　　医改向左，还是向右？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说了算，双方争论不休，暗流潜涌。
　　鲜为人知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其实由来已久，并且一直伴随着整整20年的医改进程，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解决的关键时刻。
　 1980年代：给政策不给钱
　　对于医改的时间界定，一般从1985年改革算起，但如果追本溯源，启动中国医改的第一句话是：“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此话发表于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
　　此时改革开放刚刚举步，农村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风行，而在城市，一切显得十分冷清，钱信忠这时的讲话，显得大胆而前卫。
　　事实上，卫生部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预热”这一改革，当年3月召开的南昌会议，卫生部已经明确要对医院进行经济管理，但真正发动，却一直等到1979年。
　　“当时钱信忠部长、季宗权副部长是主要的推动者，”一位卫生部的老干部回忆，“他们轮番对此讲话，鼓动卫生系统‘放手干’。”
　　标志性的事件是，卫生部等三部委当年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并且开始尝试对医院“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5所医院被列为“示范”。
　　对于这一改革，钱信忠认为“对推动医药卫生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但对此持反对意见者，大有人在。
　　几乎从一开始，这项改革就已经争论甚烈，卫生部下属的《健康报》，在1979年11月16日的《情况反映》中，就汇编了7篇持“不同意见”的文章。
　　“这些文章的主要立意，就是从医院的根本属性出发，认为医疗卫生应该是社会公益事业，不应该强调其经济属性。”一位卫生系统的老干部回忆。
　　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医院管理，这时已显露出诸多弊端，改革已成大势，从1981年至1989年，每隔三四年就有中央文件出台，其中关键性的文件是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正是在这一政策下，1985年成为医改的启动年，而此前的则只能算是医院改革，卫生部的一位老干部说，“正式启动的医改，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基本上是复制国企改革的模式”。
　　尽管在这一文件中也提出，中央和地方要逐步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但在实际中情况正在微妙地变化。
　　卫生部原政策法规司一位领导告诉本报记者，当时的大背景是百废待兴，医疗卫生还不能放在首要位置来考虑。于是改革的手段从最初就十分明确———“给政策不给钱”。
　　这一时期因此而产生了两个改革典型，一是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二是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在全国卫生系统备受推崇。
　　从当时的统计数据来看，医院的效率、卫生总量在持续增长，1985年县及县以上医院病床使用率为87.9％，并一直维持到1990年代初，而在农村，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批农村卫生室承包给乡村医生经营，据1988年统计，村或群众集体办的村医疗点占35.7％，个体办的村医疗点占45.8％。
　　这一过程中，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在整个比重中开始逐步减少，以江苏省为例，省财政补助占医院工资总额比例，1985年为60.39％，1988年降至31％。
　　全国的情况同样如此，统计表明，1980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1／3，到1990年降为1／4。
　　“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做积极性很高，一旦全局铺开时，弊端也出来了。”卫生部原政策法规司的一位领导承认。
　　当时开始出现一系列乱相，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成为当时议论的热门话题。
　　“但这一时期的争论并不激烈，”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回忆，“其他部委看到医院服务不好，见到陈部长（陈敏章）时，往往发牢骚，不少人就说，这是市场化不够彻底造成的。”
　　1990年代：大争论
　　1992年春，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
　　医改在这一背景下再次提上日程。“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门、行业各种产业部搞起来了，甚至你自己的领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场、群众就不需要你的产品了。”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华东七省市卫生厅局长座谈会上说。”
　　“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此时风行各个行业，卫生系统也加入了这个队伍。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
　　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正是在这一阶段，卫生系统的内部争论日渐兴盛，围绕“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
　　在卫生部内部，政策法规司和医政司成为两种意见的代表部门，按照程序，政策法规司负责起草文件，“那是部长的秘书班子，负责的是宏观思路，而医政司主要抓医院管理，负责的是实务。”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说。
　　于宗河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他认为经济领域的做法不能简单移植到卫生服务上，“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导致什么环节赚钱资源就往哪里投，谁钱越多谁就能享受越好的医疗服务，而无法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
　　这种争论已经不局限于内部了，他的观点后来发表在1993年12月21日的新华社内参中，呈上了国家领导人的案头。
　　争论的集中爆发，是在1993年5月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这番表态随即被认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两派观点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
　　一个颇有意思的插曲是，这次卫生会议的争论甚至传到国外，哈佛大学教授萧庆伦闻讯从美国飞到中国，专程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进谏：“中国千万不能走美国的路，美国医疗业的商业化太严重了，普通美国人苦不堪言。”
　　此时究竟医疗界出现了什么状况，导致这么大的争论？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事例中看出一些端倪。
　　《医药产业资讯》杂志社副社长张浩臣，当时在河南的一家公立医院工作。“那个乱啊，办民营医院就像办乡镇企业，公立医院就到处合作办专科，医生专家就到处走穴。”
　　1993年投身于医疗器械生意的李益，适逢药品流通渠道市场化，“这医药一放开，不知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李益按“行规”，给医生和医院提成，转眼间暴富，积下数千万元身家。
　　医学专家丁会文当时任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业务院长，那时政府的财政补贴已经只占医院总收入的10％左右，像他所在三甲医院情况还比较稳定，但不少中小医院就面临着工资都发不出的窘境。
　　医院分级管理，正是为了抵消一些负作用，在医政司的力推之下开始实行，时任卫生部长的陈敏章告诉于宗河：“这是一个好办法，卫生部想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可以通过评审反映出来，医院还形成了政府控制下的有序的合作与竞争。”
　　但分级管理只是技术性的手段而已，如何解决“路线”之争？整个1990年代，市场化的声音，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00年，我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并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高速发展。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介绍，1980年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有32万家。
　　2000年：产权改革的号角
　　2000年的第一个黎明，很多人是在守望中度过的，中国大地到处洋溢着对新世纪的憧憬。
　　也就在这一年，在江苏的宿迁掀开了一个在以后被冠以完全“市场化”的医院改制———卖医院。
　　这一举动的源头来自于当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数易其稿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
　　这个意见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条目，让宿迁“激动不已”，这也使得酝酿于1999年的宿迁医改名正言顺。
　　五年下来，除两家公立医院，宿迁其他133家公立医院均被拍卖，宿迁政府自我评介“医疗事业基本实现政府资本完全退出”。
　　对此，本报于2005年7月21日以《宿迁医改，五年激变》为题报道了此案例。
　　事实上，早在1999年，辽宁海城已经拍卖了18所乡镇卫生院和3所市直医院，浙江萧山也出售了全部乡镇卫生院，山东的临沂、四川的通江、射洪也开始拍卖卫生院。
　　而这一切主要是财政投入出现不足。政府卫生投入的绝对数逐年增加，但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从1978年32.2％下降到2002年的15.2％，24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分析：“卫生费用主要来自地方财政”，地方财力不愿投入的情况，已经在不断地加剧中国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
　　“地方财政卸包袱的冲动，是医改市场化方向的重要动力之一，”一位研究人士认为，“即使单纯从利益格局来分析，地方政府、医院管理者、投资商，都是其中的受益方，而卫生部门利益无疑受损，很简单，医院都卖了，管辖范围无疑大为缩小。”
　　恰在此关口，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
　　2003年8月，SARS疫情一结束，卫生部就委派3名官员到曾经最市场化医改的宿迁市展开调查。结果是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获得了一句至今都被广泛引用的经典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政府主导派”与“市场派”的意见不相上下，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对于宿迁的医改，卫生部领导最后留下一句话———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于宿迁改革的争议，是两派观点的又一次交锋，最后以搁置告终，此后不久，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吴明江，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
　　“这一讲话，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医疗系统一位专家说。甚至还风传，“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
　　2004年11月20日，一位医疗投资咨询专家迫不及待地在媒体上宣告：“让医院改革来得更加猛烈些吧！”
　　“这太让人摩拳擦掌了，”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喜滋滋地介绍，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中国医疗市场可能出现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相类似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医疗机构投融资论坛也在2004年底向媒体透露，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即将介入中国的近百家的医院改制工作。当时有统计数据说———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将为6400亿元。
　　这是一块多么诱人的大蛋糕，一场盛宴似乎即将来临。
　　2005年：医改突然变奏？
　　“市场化非医改方向”，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话，并冠以这个让人注目的标题。
　　这一报道最初并未引人关注，在卫生系统内部，这样的争论已经持续了20多年，实在已经司空见惯。
　　事实上，卫生部副部长马晓华5月初已经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他批评了当前公立医疗的公益性淡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并且着重强调，“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医疗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我们决不主张民进国退。”
　　这些话仍然属于观点争鸣的性质，也没有引起外界的重视。
　　医改话题被引爆，是在6月20日，当天的《中国青年报》引用《医院报》5月份的报道，将刘新明“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观点，传递给了大众。
　　这一观点，被迅速地解读为卫生部的表态，一时间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刘新明的观点是，“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此后，《中国青年报》在7月28日又刊出报道，“国务院研究机构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再次引起关注。国务院的这个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困局的形成，是将近二十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引起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政府对卫生医疗事业的主导不足、拨款不足有关，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医改路向选择上应以政府主导，公有制为主导，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品属性。
　　在这两篇报道之后，公众开始纷纷猜测，是否国务院关于医改的政策、方向要作大的调整？
　　在此之前，官方透露的信息是，医院改革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科教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去年7月曾公开表态：“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宋瑞霖还说，《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正在制定，有望几个月内出台。
　　而到了去年年底，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即放言：“市场化不是下一轮医改的重点。”
　　新一轮的关于医改的论战，随即暗流涌动，卫生部一位官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即认为，刘司长的表态，是他一贯的个人观点，而国务院的调研报告，与最终形成决策也是两码事。
　　“医改基本不成功这个判断，相信很多人深以为然。”一位专家认为，卫生部调查显示，我国医疗服务费用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看病贵、看病难成为社会问题，就足以说明现在的医改已经“撞了南墙”。
　　这中间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投入不足，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时，列出了5大病因，其中一条就是“在中国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60％靠居民自费，25％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5％”。
　　目前对医改的讨论中，矛头均指向市场化，随即有评论指出，既要警惕“市场失灵”，也要警惕“政府失灵”。
　　“医改不成功，能否简单归罪于市场化？”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医改中，政府主导与市场化始终扭曲在一起。政府主导，可能兼顾公平，但是效率是难以保证的，同时，市场化效率优先，但是公平又难以保证。
　　观察人士已经注意到，7月1日，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中宣部组织的形势报告会上，对医改方向的措辞是：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引入市场机制。
　　但毫无疑问，决策层已经将目光投注到医改问题上，今年全国人大召开时，吴仪副总理曾对医药卫生界委员郑重表态：“本届政府在医疗改革上一定有进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民生问题十分关注，而在决策思维上，更为注重社会公平。”中央党校一位教授认为，在此背景下，医改进行纠偏、甚至转向的可能性都存在。
　　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卫生部正在会同相关部委制定新的医改方案，但何时出台，还没有时间表。
　　“医改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说，“解放前我党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民心，首先是通过土地革命。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医疗卫生对公民基本健康的保障，就是第二次革命。” □本报记者曹海东傅剑锋
　　部分国家的医保制度
　　美国：自费医疗保险　
　　美国医疗卫生系统主要由医疗服务机构、医疗保险组织、医疗保险参加者组成。在美国，无社会化医疗制度或全民性健康保险。想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必须参加健康保险，或者是自己直接掏钱看病。
　　美国医疗卫生系统因其具有全世界最先进最发达的医疗技术，病人享有选择医疗服务机构的自由而号称全世界之“最好”；但同时又因其缺乏全国性医疗保健制度、医疗卫生高投入伴随低产出而自认为全世界之“最糟”。
　　加拿大：全民医疗保险
　　在加拿大，国民可以参加医疗保险计划。保险计划包括各项医疗服务、诊金、住院和手术等费用，但不包括药费。如果你的家庭医生认为你需要住院，甚至手术，不论手术大小，以及一切的化验，全部由医疗保险计划负责。在住院期间，病人的伙食、药费等都不用自己支付。但如果想要住私家或半私家房，必须另付费用。
　　英国：全民免费医疗服务
　　在英国，国民可享受全民医疗福利，可在英国医院得到免费医疗服务。“国民健康服务（NHS）”为所有居民提供全套建立在公共基金之上的医疗服务。五分之四的费用是由税收支付。
　　德国：社会保险提供平等待遇
　　德国的医疗保障采取的是社会保险方式。由社会上相同的组织结成保险集团，由各保险集团征收保险金，作为医疗服务的供给费用，并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所有医疗保险机构不隶属于政府的某一部门，而是实行自我管理的社会自治机构。政府卫生部门不参与医疗保险的操作，目前德国的法定医疗保险平均缴费率为本人工资的13.4％，具体每个人缴费额不一样，但都可同样享受同等质量的法定医疗保险待遇。
　　日本：公费负担国民全体保险
　　日本通过社会保险制度的医疗保险和基于国家财政的公费负担这两个途径，对国民实施医疗保险。财政负担了大部分医疗保险费用。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国民全体保险”为前提，根据保险的对象范围，保险金的比率，以及保险的方式及提供的医疗服务的不同分为九类。国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类型的保险方式，近年来，日本的国民医疗费呈急剧增加之势，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一句话高度概括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专家参与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研究的核心"成果"。
　　从根本上来说，内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局，是因为没有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即"为何要改"与"为谁而改"的问题。前者是因为改革之后，没有迅速确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没有充分意识到医疗卫生的公共产品性质，从而使医改走上盲目商品化、市场化的进程；后者则是因为改革以来城乡分割日趋严重，医疗资源过于向城镇倾斜，向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倾斜，从而丧失"扶贫济弱"的基本公平与正义。特别是大部分农民被完全排除在了国家医疗保障体系之外。
　　"为何要改"与"为谁而改"，实际上是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来医疗改革的出发点与核心要义。香港政府于1997年委托哈佛专家小组对当地医疗制度进行调研与评估。1999年，哈佛小组完成著名的"哈佛报告"，报告即以《香港医护改革：为何要改？为谁而改》为题，全方位检讨了香港医疗体制的利弊，并提出5套解决方案。香港政府更将"哈佛报告"公布于众，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征询期。
　　查阅相关文件，不禁对香港政府推行医疗改革态度之谨慎，准备工作之充分而感慨万分。比照这一次国务院有关机构发布的医改研究报告，可以发现，报告对这两大问题仍未十分明晰。特别是报告提出的医改新框架，仍有值得进一步严肃讨论的必要。
　　内地医疗卫生体制"为何要改"？我认为，一方面当然是基于医改"基本不成功"的惨痛现实，另一方面却不能仅仅为改变现状而改，为补缺补漏而改，而是要在回归公立医疗部门的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上，构建一套预防为主的、全方位的、可持久的医保体系。在"为谁而改"层面，目标更是明确不过----基于社会基本公平与正义要求，医改的目标群体理所当然应该是支付不起医疗费用的公民，包括城镇贫弱者和广大农民，还应包括付不起高额治疗费用的危疾重病患者。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保险）体系更是当前迫切需要建立与改善的目标。
　　再来看此次医改研究报告（要点），于建构医改新框架方面，专家明确主张抛弃在实践中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两种途径，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即"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但是，如果仅是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即常见病、多发病）需求，还是不能保证中低收入者因无钱看病而陷入困顿。显而易见，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民，他们最担心的还不是常见病、多发病，而是大病、重病。"大病来了无着落"才是广大贫困者的焦虑与压力所在。
　　专家主张的方案更是忽视了当前农村严重缺乏医疗卫生保障（保险）的客观现实，并未提出详尽的、可以有效破除原先城乡差别悬殊的医疗卫生保障（保险）格局以建立全民统一的医保体系的可行性操作方案。殊不知，农村医保体系的重建才是将来医改的重中之重。如果没有充分重视到这一点，医改新政将不可避免地遭遇重创--不仅在公共卫生层次难以有效推行，在基本医疗层次直至非基本医疗服务更将是难于上青天！
　　无论如何，推行医改新政是一件关涉全民的大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实在有必要从多方位进行调查与检讨，提出多种改革方案让公众以及专门研究机构进行充分分析评价，特别是在"为何要改"、"为谁而改"等根本问题上，更需有清晰、清醒的认知。

　　(摘自《潇湘晨报》)

　　52%: 药品费用　　 据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显示，2003年，我国药品费用占全部卫生支出的52%，这一比例在大多数国家仅有15%～40%。
　　12%～37%：大处方 　　由于大处方，我国卫生费用的12%～37%都被浪费掉了。
　　80.2%：抗生素滥用 　　我国某医院2000年调查显示，该院住院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占80.2%，其中使用广谱或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
　　36.7%：大检查 　　1990年至2002年，我国门诊和住院病人的医疗费中，检查治疗费用所占比例从28％上升到36.7%。（王俊秀整理）

　　 (摘自《中国青年报》)

　　这个夏天，比天气更热的，是公众对医改的关注。中国的医疗改革究竟向哪个方向走，这一事关每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激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对于中国医改，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可能都过于轻率。但可以明确的是，像医疗体制这样普遍涉及民生的改革，其最终目的应该是让大多数人受益。当我们回顾20年来尤其是近10年的医疗改革时，可以抛开各种争论，回到一个简单的出发点：公众满意吗？他们对医疗体制改革后的变化感受如何？
　　对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8月9～11日，通过央视资讯ePanel会员调查系统，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这项共有来自全国733名30岁以上公众参与的调查显示，90.0%的人对10年来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感到不满意。
　　医院越来越多，看病却越来越难了———这样一个“悖论”或许可以解释人们的这种不满意。一方面，我国的卫生事业在高速发展，78.9%的人感觉现在的医院比10年前更多了。统计数据也印证了人们的感觉：1980年我国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经达到了32万家。但另一方面，60.1%的人认为，现在看病比10年前更难了。
　　人们感觉看病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挂号难。据本报6月份一项调查，为了看病，32.1%的人最早7～8点就到医院排队，23.2%的人凌晨5～6点去排队，甚至还有5.5%的人有提前一天去排队挂号的经历。
　　另一个更关键、更重要的原因，正如卫生部部长高强7月1日就中国的卫生形势作专题报告时指出的，是"看病贵，群众难以承受"。本次调查显示，89.8%的人看病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比10年前增加了。
　　越来越贵的医药费让很多患者在医院面前望而却步，很多人开始习惯有了病“自己扛”。据卫生部2003年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群众有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
　　在公众看来，“看病贵”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医院背离了公益性，转而纯粹追求经济利益，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掉进钱眼儿里了”。高强就痛斥某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本次调查中，81.2%的人认为，现在的医院在他们看来是营利性而非公益性机构。
　　中共中央、国务院1997年下发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据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于宗河介绍，中央从来没有说要把医疗改成市场，卫生部的措辞也都是"适应市场经济"。但是，高强在最近的专题报告中分析，由于政府投入比重逐年下降、卫生部门监管不力、一些医疗机构管理不善造成医药费用快速增长等原因，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正在逐渐淡化。
　　这种公益性的淡化，受伤害的并不只是患者一方。据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分析，好像医院拼命创收，是为了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但实际上未必如此，最终还是少数人占有了更多的资源。而普通的医护人员，却渐渐从昔日人们心目中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变成今天很多人眼中的“逐利者”。本次调查就显示，75.7%的人认为，医护人员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
　　人们对“逐利者”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警惕和不信任，医疗纠纷日益增多在所难免。这就导致医护人员为了保护自己，有希望的手术不敢做，各种检查一项不落。医疗费用越来越贵，群众愈发不信任，医患关系更加紧张……所有这些，业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从1997年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医疗服务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三项改革"联动"，进行整体的医疗体制改革，距今已近10年。今天，中国的医改再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上。在这一刻，公众对过去10年医疗改革的感受，也许值得我们在探寻医改在未来的走向时去回味，去反思。
　　和10年前相比，您感觉现在的医院：
　　更多了 78.9%
　　更少了 5.5%
　　没什么变化 15.6%

　　和10年前相比，您感觉现在看病：
　　更困难了 60.7%
　　更容易了 25.4%
　　没什么变化 13.9%

　　和10年前相比，看病支出占您家庭总收入的比例：
　　增加了 89.8%
　　减少了 2.7%
　　没什么变化 7.5%

　　总体上说，您对10年来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满意吗？
　　满意 10.0%
　　不满意 90.0%

　　拥有地球上1／5人口的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飞速的经济增长，现在已走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十字路口，在满足人们基本和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上正面临着一系列巨大的历史性挑战。
　　1.医疗卫生业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问题。
　　2.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再造问题。
　　3.医疗保险模式选择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4.医疗卫生业内部资源分配冲突协调的问题。
　　5.医疗卫生业供求双方利益冲突协调的问题。
　　6.人口迅速老龄化背景下 老龄人口长期医疗保障的问题。
　　7.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分配的问题。
　　8.医药卫生技术的选择与传统医学作用的问题。
　　9.医疗服务质量和维护病人权益的问题。
　　10.精神卫生不适应身心健康协调发展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正处于激烈变革和发展的成长过程中，中国的医疗卫生业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仍处于幼年时期。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把握历史时机，充分吸取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些面临的挑战完全有可能转化为历史机遇，从而使中国能够规避一些国家走过的弯路和遭受的损失。如果我们能够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体制，在有效利用有限资源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医疗健康需要，最有效地保障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发展，这不仅将是对中华民族的重要贡献，也将是中国对整个人类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

　　“目前中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但也不同程度地遇到一些问题”。据中新社报道，这是中国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司长姚宏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卫生保健论坛上透露的信息。
　　姚宏通过分析中国内地医疗保险制度提出的这些问题有三：一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医疗费用支出较大，成为医疗保险支出的沉重负担。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就业格局发生变化，医疗保险部门从原来面对单位变为面对个人，使现有制度不适应。三是困难企业职工医疗保障问题突出，尤其是最需要保障的退休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因企业参保基金难以落实而未能参保。
　　姚宏指出，今后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将不断扩大医疗保险的范围，把困难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体系中，解决其医疗保险基金来源问题。
　　与会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的医保体系主要针对有收入的人群，而美国的保险体系优先考虑没有收入的弱势群体，这对中国建立医保体系具有参考价值。
　　为期两天的中美卫生保健论坛是由中国卫生部、商务部与美国商务部和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共同主办的。论坛围绕建立有效的医疗保健体系、医疗保险体制、医疗保健产品和服务的流通与管理、医疗保健产品的创新与发展等以及中美医疗保险与卫生体制、医药费用控制、现代医院管理、美国卫生筹资系统、中美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管制度、用药安全、传统医学在国家卫生体系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摘自《华声报》)
　

　　一石激起千层浪。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研究报告《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公开发表，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
　　医务工作者无疑是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最有切身体会的群体之一。记者带着相关问题，采访了惠州市医疗卫生系统的几位一线工作人员。
　　现状可总结为“7个不满意”
　　背景：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各成员国的“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
　　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
　　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外科学博士、主任医师盛海云：
　　我们医疗卫生体制的现状，可以总结为“7个不满意”，即政府不满意，医院、医生不满意，病人不满意，城里人不满意，乡下人不满意，有钱人不满意，穷人也不满意。大家都不满意，能说是成功的吗？
　　报告发表后，有些人在争论这样的问题，医改是成功？基本成功？基本不成功？还是失败了？不成功是不是等于失败？不要玩文字游戏了。报告的话说得比较客气，“改革总体不成功”。在我看来，早就该承认失败了。
　　某从业12年的副主任医师：
　　卫生部官员，应该到下面来看看，实际掌握一些东西。你就换件衣服，装成病人来看看，不要前呼后拥，不要光在会议室听领导讲医院的效益又有了提高。
　　医院数量够不够？有些相当困难的医院，政府应该怎样帮助它们引进设备、人才，提高水平？如何减轻病人负担？治疗费用太贵的，能不能给点补贴？
　　市中心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国栋：
　　关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曾经提出的“广覆盖，低消耗”目标，实际上是不是达到了？事实证明，经过10年改革，医疗保障的覆盖面没有明显提高，负担却急剧增加了。
　　改革，不能把好的东西也丢掉
　　背景：2003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扎扎实实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社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卫生部门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大投入，完善政策，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新路子。”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大约为36%和64%，而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占有的比例大约为60%和40%。
　　盛海云：
　　我们国家医疗卫生体制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解放后，我们系统地改造了“旧社会”那一套，医疗卫生工作成为一条“战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条“战线”在农村、城镇都有了一定的规模。
　　比如说，赤脚医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些人虽然医疗技术有限，条件简陋，但他们所从事的，最起码是一种医疗工作，总好过农村里的巫婆神汉。
　　时代在变，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能保留下来呢？现在，所谓的高水平医生下基层，仅仅是“走穴”挣钱，过来做个手术，当天就返回了。从政策上来说，允许医生“走穴”，并不是为了传布医疗技术，纯粹出于“医生穷，让他出去多挣点儿钱”的考虑。
　　某从业12年的副主任医师：
　　对改革，我体会到的重大变化包括，设备更新加快，竞争机制的建立，新手术、新业务的开展、新疗法的使用，还有医生业务学习、继续教育的加强。
　　过去城市里大部分人都有公费医疗，现在情况不同了，费用太高了，治疗一个感冒，得要三四百元；做一个中等偏下难度的胆囊炎手术，费用也得5000元到1万元。能不能通过改革，把医疗费用降下来？或者最起码与病人收入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
　　政府给医院拨的经费早已经微不足道。据说，一两年前，医院得到的财政拨款仅够发放全院职工一个多月的工资。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全靠自己挣钱。从哪里挣钱呢？病人就成了医院挣钱的“客户”。
　　王国栋：
　　政府把医疗卫生工作当成“包袱”甩掉，让医院自己挣钱，于是不少医院就使出浑身解数吸引病人“淘金”。农村地区就医非常困难，不少卫生院连基本设施都没有；综合医院本来应该多看一些疑难危重病，实际上，我们大量承担的是普通疾病的治疗；城市社区医疗，很多由私人承包，并非政府投入，也搞所谓“企业化管理”。
　　这样一来，不少人病一场，就什么都没有了。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期，惠东一个白血病女孩，父母为了给她治病，把家里的楼都卖了，还借了不少债，后来人死了，家里一贫如洗。
　　经过10年改革，医疗保障的覆盖面没有明显提高，负担却急剧增加了。从药品、检查的费用来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新药、好药，新设备、新技术，显然要比旧的贵；另一部分是人为造成的，比如没有必要的检查，换个名字就卖高价的药。
　　医生，在良心与金钱之间备受折磨
　　背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每一位医学院的学生，都曾举起右手，诵读过这一段“医学生誓言”。
　　“推向市场”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使医生面对病人行医时都得作一番良心与金钱的选择。不少备受煎熬的良心，在疲惫之中选择了世俗和市侩。
　　盛海云：
　　这么多年的观察，觉得改革的目标是不明确的。总的目标很好听，是“人人享有医疗保健”，但阶段性的目标呢？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措施呢？没有。剩下的只有摸石头过河，搞所谓“推向市场”，基层医院无所适从，整天考虑的无非就是经济效益。
　　为了效益，出现高额检查、昂贵药品，出现了药品提成，出现了红包。最终由老百姓来为这一切埋单。甚至有人提出，“有多少钱，看多少病”。
　　医生这职业，本来是很受人尊重的。现在，“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生已经不再受尊重，群众把医生称为“白眼狼”，再也不是“白衣天使”了。
　　改革失败的症结在于，逼着医院像企业单位一样创效益，而医院天生就是公益单位，与追求利润的企业有本质的不同。我曾看过乡村诊所的照片，仪器锈迹斑斑，房子也用几条木板钉在一起。我也曾看过一些镇卫生院，六七个工作人员，只有一个有行医资格。这种状况，政府没有责任？甚至有些镇把卫生院都卖掉了。医院是给人民群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如果国家都不愿意承担，而把医院“推向市场”，让老板们去干，这不是缘木求鱼吗？
　　某从业12年的副主任医师：
　　有时候我们劝病人及时交费，病人反问道：“没有钱就不救人了？你们的道德就这么差？”我几乎无言以对。
　　现在病人与医生的经济收入有直接的联系。每看一个病人，每开出一张处方，医生都会考虑病人处方跟自己收入之间的关系，这就造成：对病人的同情，要以自己收入下降为代价。
　　钱，同样毒化了病人的心灵。每个医院里病人的欠费都很严重。有些病人，从其衣着举止来看，并不像是很贫困，照样欠费。
　　至于红包，风险总是有一点的：万一手术出现意外，又收了病人的红包，有时候就不好办了。不过，也有主动退回红包的，认为保持自己品行高洁更重要。红包主要来自病人的心理，其实很少有医生会因为没有收到红包而故意报复病人，但不排除极少数道德败坏的医生。
　　医院应该恢复事业单位的运作模式，但也应该与过去有所区别。如果让医生像公务员那样拿固定工资，这样也不好，毕竟，医疗是一项需要专业技术的工作，而不同人之间的水平确实有差距，病人应该有选择的权利，医生的水平也应该在收入上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