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的第一周，这个国家的目光开始聚焦于二十年来医疗改革的大反思。
一份报告，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搅得酷暑中的中国更加热浪逼人，而另一个方案，底稿已经成型，可靠消息称，不日即将出台。前者是7月28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突然抛出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而后者则是去年就已经形成草稿的《国务院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夹在两份报告之间的，7月29日，卫生部网站上公开的卫生部长高强的讲话。令人诧异的是，高强的报告为一个月前的一次会议上所作，却于一个月后的风口浪尖上才公诸于众。
当葛延风遭遇高强
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所做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总体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中国医疗政策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吗？
事隔一日，卫生部网站刊登的卫生部长高强的报告似乎在佐证这种判断。
在葛延风的报告中，对比了计划经济时代与改革开放后医疗体制的变革。报告归纳了计划经济时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特点：计划经济时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与服务目标合理、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以及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费用保障机制。
报告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而改革开放迄今，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正在朝着“坏”的方面演变，在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
报告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中国医改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而在7月1日由中宣部等部门组织的形势报告会上，高强专门作了《我国卫生事业面临的形势及改革发展展望》的形势报告。高强的报告指出，目前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是：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重大疾病预防控制任务艰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不完善；以及医疗服务体系不适应群众的健康需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
高强并不讳言，市场化倾向导致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质的淡化：“政府举办医疗机构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可靠、收费低廉的基本医疗服务。目前公立医疗机构占有的资源占绝对主导地位，但运行机制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的状况。”
“灾难性卫生支出”
1985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中国医疗改革市场化的号角就此吹响。
20年后，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却陷入了一个怪圈：原本希望以市场化改革，带动医疗事业的发展，结果却是南辕北辙：“看病难”和医疗行业的暴利，成为医改结果的代名词，公平和效益正离这个行业越来越远。
所有人都必须承担医疗改革市场化带来的后果。
这一点，在记者采访的一个普通患者——刘洪员身上得到集中的体现。50多岁的刘洪员是一个中央级国企的副处级干部，在以前的日子里过的富足安逸，在前年的时候他还在计划着购置一辆私人轿车，但是，2005年，他被检测出得了肝癌晚期，到目前花费医药费将近50万元，原来开着一个小广告公司的女儿卖了公司和房子，为他支付医疗费用，整个家庭也日渐困顿。
在城市中像他一样的人并不在少数，尽管有着较稳定的收入、有相当的积蓄、有医疗保险、有子女支持费用，但是一场大病的来临还是可以让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风雨飘摇。
学者把他这种医疗费用的支出称为灾难性卫生支出, 就是指当家庭的整个卫生支出占家庭可支付能力的比重等于或超过40%，则认为家庭面临灾难性卫生支出。
在很长的时间里，学者们通常会认为灾难性卫生支出只存在于贫困家庭里，但是根据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杜乐勋介绍，目前出现了灾难性卫生支出由贫困阶层向富裕阶层转化的趋势。
与此同时，贫困阶层灾难性卫生支出反倒减少，因为过于高昂的医疗费用，他们只能放弃治疗。在高强部长的报告里他援引了2003年卫生部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来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群众有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
当疾病成了个人命运的悲剧，那高额的医疗费用继而推进了众多家庭悲剧的形成，因为这种灾难性支出从贫困阶层向富裕阶层的转化，逐渐形成社会性悲剧。
数据表明，从1978年到2003年，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04%上升到1988年的3.27%，从1988年到1998年，上升为4.7%，特别是1998年到2003年5年，上升为5.62%。
而卫生总费用的筹资分为三种渠道：政府、社会和家庭。1982年到2002年，政府筹资占卫生总费用的38.86%下降为15.69%。家庭筹资却从21.65%上升为57.72%。
政府投入大幅度较少，个人支出大大增加。最后都表现为个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
一家媒体这样评述：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现在也煮成了“夹生饭”：患者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富裕阶层不满意，中等收入阶层不满意，低收入阶层更不满意。
一份迟迟未发布的“指导意见”
有声音指出，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市场化”头上，政府缺位才是导致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原因。
关于根源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是，变革却必须进行，而且变化早就悄然发生，而且即将揭开谜底。
消息人士透露，早在2004年底，《国务院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指导意见》草稿已经在国务院办公室上获得通过。
2005年4月7日，卫生部紧急召集全国部分城市有关官员专题讨论即将定稿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时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的高强在会上重申，即将启动的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选择试点城市问题上坚持地方完全自愿原则，决不强求。
据有关权威人士透露，这份迟迟未公布的指导意见的宗旨是：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支持和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发展医疗服务事业；加强医疗行业监管，维护医疗行业的公益性质；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为群众提供费用合理、安全可靠的医疗服务。
试点城市将在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分类管理、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建立社区医院以及控制医药费用方面进行改革。
试点城市将对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将市区内的医疗机构，不分隶属关系、不分所有制形式、不分管理类别，全部纳入规划统一管理。
其次，试点城市对市区内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区别对待，医疗机构将分为三类：政府所属医疗机构、社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医疗机构。
对于政府所属机构享受免税政策，政府财政按承担的任务给予补助。社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同样享受国家免税政策,
但其收支结余主要用于改善医疗服务条件、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社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执行政府特定的公益性任务时，政府财政给予相应的经费补偿。营利性医疗机构依法自主经营，履行纳税义务，营利性医疗机构在特定情况下执行政府指令性任务所付支出，由政府给予相应的补偿。
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医疗机构的投资也将放宽，通过制订财政、信贷、融资、金融服务、土地使用等相关政策，鼓励社会资源发展医疗事业。
社区医院的建立也将是重要内容，试点城市应将现有政府所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部分城市二级医院改造成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医药费用控制方面：通过实行总量控制，取消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加成办法，降低药品价格、降低大型诊疗设备检查治疗费用、降低高值医用耗材费用、在降低上述收费价格的同时，合理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如适当提高挂号费、诊疗费、住院治疗费、护理费、手术费等，以弥补医疗机构因降低医药费用而减少的合理收入，并体现医疗服务的技术价值。不同医疗机构应划分收费档次，实行优质优价。
此外，方案还要求试点城市政府要加强医疗救助制度建设，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
舆情汹涌下的医疗制度市场化改革失败的论断，或许会成为中国医疗体系变革一个新的出发点，它的意义，远远不在于下一个结论。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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